纪录片导演徐童：人活一口气

在上海一家不起眼的书店兼咖啡馆里，一场小范围的内部放映活动正在进行中。一楼早已满席，楼梯上、阁楼层，挤挤挨挨坐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影迷。

当天放映的，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的两部新作——《赤脚医生》和《两把铁锹》。

片尾曲结束，徐童走上台前。他戴着一顶牛仔帽，看上去放松、健谈，讲起对摄影器材的摸索、拍摄技巧、剪辑手法、配乐心得滔滔不绝，恨不得一口气把毕生经验都倾囊而出。“想让年轻人们少走一些弯路。”他自个打趣说，“年纪大了，一开心就爱唠叨。”

十年里，这位60后导演把镜头对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游民”——按摩女、小偷、算命术士、流浪艺人、乞丐、孤独老人这些野草般的存在——也用浓墨呈现出一个鲜活、生猛的“底层江湖”。

他拍摄的“游民”系列——《麦收》《算命》《老唐头》《四哥》《挖眼睛》，摘得过国内外电影节多个纪实类奖项。有“中国第一编剧”美誉的芦苇也是他的粉丝，称赞他的作品“具有史诗风格”。

十年的纪录片生涯，在这条北方糙汉身上留下了斑驳的风霜。如同《麦收》里耕耘的农夫，他如今也在等待麦子黄了的季节。

 

“赤脚医生菩萨心”

纪录片《赤脚医生》是徐童第一部镜头不对准底层游民的作品。

片中主角孙立哲曾是中国最有名的医生，“知青偶像”，在特殊的年代一度被推向暴风眼的中央。

1951生的孙立哲来自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1968年，17岁的孙立哲投身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潮。

在延川县关家庄插队时，他吃惊于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于是跟好友史铁生学医，开始为老乡们行医看病。在土窑洞里，这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北京知青进行了三千台手术，奇迹般无一失手，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活菩萨”。

他的事迹被层层上报，后和邢燕子等五人被定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并成为当时“赤脚医生”路线所树立的一面旗帜,一时“红得发紫”。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孙立哲被审查，后又被平反、释放。不久，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辗转定居于美国。

纪录片一开头，就是孙立哲回国、回陕北“探亲”的场景。听闻他回来的消息，延川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这位三十年前的“救命大恩人”，隆重得如同庆祝当地庙会。他们扭起了大秧歌，敲起腰鼓，吹着唢呐，用陕北的信天游颂扬这位“菩萨医生”当年治病救人的事迹。

镜头跟随着孙立哲坐火车、回乡、走访故人的脚步，采访了他青少年时的同学、朋友，一同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伙伴，被他从“生死线”上抢救过来的延川老乡们，短暂交往又一同被审查的昔日女友，以及当年响应国家政策、带头做结扎手术的村干部。

在墨西哥题材电影配曲《弗里达》的激烈变奏声中，孙立哲回乡探亲之行、片中人物的口述回忆、历史资料片还原，三四条时间线交错并进，再现了一个“知青偶像”的青春生命史——他的青春萌动，他的“菩萨心肠”，给老乡们治病、做手术时发生的各种幽默的段子，如何被卷入政治、被利用又被吞没……

在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华丽的音乐动效中，《赤脚医生》呈现出一幅历史的复杂面相，充满着各种吊诡、巧合、反转，以及阴差阳错、啼笑皆非的故事：

人道主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里的“错位”；青年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如何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对“赤脚医生”制度的反思、对“一刀切”式政策执行的批判……

相比过往的“游民”小叙事，徐童承认《赤脚医生》是他一个更有企图心的作品。他有一种特别的迫切感——要用纪录片把这段历史记录、保存下来。

“我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回关家庄探亲时，孙立哲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老乡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除了叙旧，有许多人是来找这位当年闻名乡里的“菩萨医生”看病的。镜头里，一位老妇抱着生病的小孙儿在人群中挤了一整天，怎么都凑不到孙立哲面前。

徐童一直都很认同欧洲资深电影人、曾执掌柏林电影节主席之职长达18年的科斯利克（Dieter Kosslick）推崇的一句话：“个人的，即政治的。”这也贯穿了他拍纪录片的始终。

“我相信记录下的个体经验，是对社会最有力的检验，它彰显了一个社会对个体生命尊重的程度。而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遭遇可能被忽视，可能被遗忘，甚至有可能被篡改，但一旦被记录下来，那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没有乐趣，人就不活了么？你这话，太无情”

徐童出身于北京一个导演家庭。

他的父亲徐真，是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片编剧、导演中的佼佼者，专长于动物题材的纪录片，曾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节重要奖项，代表作《灰喜鹊》《鸽》。在徐童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常年扑在秦岭山区、原始森林里拍片，一走就是一两年。“每次走前人干干净净的，等回来时就是胡子拉碴的，活像个野人。”

小男孩都崇拜父亲，徐童从小就模仿着父亲的一举一动，摸过他从电影厂带回来的各种镜头、胶片、摄影器材。那时，他拿着父亲的海鸥相机学拍照，跟着学洗胶卷、放印照片，是学校里有名的摄影小记者。因着家庭熏陶，1983年，徐童考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广院”）电视系新闻摄影专业。

1980年代，国门刚刚打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文学、艺术和各种人文主义思想一股脑儿地涌入，青年人中兴起一波跟着一波的“读书热”、“思想热”。

“那时候，我们都流行读大部头的经典，读尼采、福柯、萨特的哲学，小说就是读《百年孤独》这些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一直到卡夫卡，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派这150年左右的文学经典。”

他对世界、对周遭人事秉持的态度和价值，也在那个时代定下了基调——“就是那些最硬核的东西，关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法治这些关键词，深入骨髓。”

在崇尚文学、艺术的年代，这个年轻人对未来有一个清晰又模糊的志向——“一定要做一个艺术家。”

当时，他是系里的高材生，专业课拔尖，常跑在外头拍片子。临近毕业分配，北京电视台到广院招人，挑中了三个，他是其中之一。

毕业前夕，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教导处，揭发了几年前的一桩代考事件。徐童和同专业的一位师弟双双受处分，代价是不予毕业。

对一个刚刚20岁出头、未经历世事的年轻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灭顶之灾”。像南美丛林里一只蝴蝶偶尔扇动了翅膀，这桩小事一步接着一步地改变了徐童的人生轨迹。他默然接受了惩罚，并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即使看上去很单纯的同学，人心有时也是不可测的。”

和他一同受处分的师弟叫李明。1990年代创办了后来名声大噪的小马奔腾广告公司，并涉足影视投资、制作、发行，一度是国内最有实力的影视公司。2014年，李明盛年之际突然离世，留下旷日持久的债务和公司控制权纠纷。

“情义，情种，情怀”是徐童对这位师弟的评价。这三个词，也是他自己的写照，贯穿了他处世、为人和做艺术的道路。

1992年开始加速的市场经济，给从体制里脱离出来的人留下了生存的空间。为了谋生，徐童搞过印刷，办过广告公司，写写、画画、做设计，不时帮在电视台工作的大学同学拍个片子。他成了腰上最早别着BP机的人之一，有了自己的房子，在生意上赚过，也血本无归过，一路兜兜转转，起起伏伏。

为了省钱，徐童一直租住在北京东郊的城乡结合地带，邻居、街坊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乞丐、小偷、妓女、流氓。他结识了许多人，和一些人成了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也听了很多故事。那段忙于生计的日子，他保持着做笔记的习惯，“因为怕自己把这些故事淡忘了。”

2007年左右，刚迈入40岁的徐童正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忽然间，那个一直被按捺着的理想越来越强烈地涌动着。

“为什么一定要做艺术家呢？因为80年代种下的那种见地太强烈、太深入骨髓了。你除了要表达自己之外，还有一种焦虑，包括所有历史上留下的作品都给出一个这样的激励——人要不枉活此生，你要把来过一遭的痕迹留下，也就是你应当把对社会周遭、对人的这种所谓的感悟、感觉诉说出来。”

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珍宝岛》。这是一部非虚构基础上的虚构作品，以一名警察为主角，“张冠李戴”地串联他在近二十年里见过的、听说过的许多人和故事。

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珍宝岛》。北京一家影视公司买下了小说的影视版权，徐童和芦苇合作担任编剧，芦苇完成剧本的第一稿，阿城做指导，最终在他手中完成了终稿。目前，正在走后期流程。“相信会是一部在院线上映的作品。”这位一直坚守在纪录片领域的导演说。

小说和文字，远远承载不了迫切需要找到出口的表达欲。他干起了“老本行”，用一台家用级小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这是他当时唯一能摸得着的机子，“当时想着赶紧拍，上战场就顾不上挑拣枪了。”

那时，徐童住在北京东郊的高西店，每次外出或去农贸市场都要经过一条街，街上开着几家洗头按摩小店。来来回回走得多了，他和按摩店小妹们混了个脸熟，其中一个叫苗苗，20岁。“第一眼看到苗苗，就觉得她很特别，爽朗、天真，完全不像做这一行的。”

在和苗苗的攀谈中，徐童得知她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一个有着大片大片麦田的农业区。这个意象吸引了对乡土有浪漫情结的徐童。6月麦子黄了，他跟着苗苗回了老家，见到了她的家人：患重病的父亲趴在炕上输液，母亲出门赶集，弟弟年幼，已出嫁的姐姐也自顾不暇。在外打拼的苗苗，是这个家庭唯一的“顶梁柱”。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女孩，为了养活一家人一直在奔波，这种奔波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的。”徐童回忆说，“我那时就想一定要把苗苗的故事拍出来。”

连着几个月，他每天都在苗苗所在的按摩房里“蹲点”，只要不影响她的工作，就在一旁候着。他拍下了苗苗和小姐妹们的闲聊：骂老板贪财无情，数落讨厌的客人……他跟着她们去KTV唱歌、找乐子，谈恋爱。

和《珍宝岛》一样，《麦收》的拍摄和后期完成得非常顺利。2009年，徐童又认识了在燕郊算命的厉百程。厉百程双腿残疾，幼年父母双亡，被兄长虐待，很早就离家流浪。每天摆完摊后，他回到破败的出租屋，照料着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石珍珠，这是他的智障媳妇。两个孤苦伶仃的人相依为命。寒冬来临，他带着石珍珠从燕郊回到老家，也等待来年的机会。

《算命》采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叙事结构，镜头跟着历百程从燕郊到老家清龙县，再到石珍珠老家，记录下小人物在不同时空里颠沛流离的人生，以及其中的人情世故。

“残酷又温情。”——一位影迷如此形容徐童的作品。

观看徐童的作品，让人一边为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感到难受、悲伤，一边又感慨于生命的生猛与顽强。当你刚刚被片中流露出来的片刻温情感动着，措不及防中，又目瞪口呆于导演猛地撕开他们的另一面——那些不那么光彩、甚至有点不堪、却压抑不住的灰暗和人性欲望。

这些镜头记录下的真实，会让在顺境中长大、习惯了主流社会教养的年轻人们感到眩晕和失语。

《赤脚医生》放映中，有几分钟，好多女观众低下头或别过头去，也包括我。四五年前第一次看“游民三部曲”时，我和朋友中途几次低下头，同时又为自己感到羞愧——觉得这种躲避，是对那些镜头里的人物的一种不尊重。

在现场，一家书店的老板有点激动地谈起自己的感受。“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一些，没有生活在他们那种处境下，但是那种情感、感受，在某一瞬间都很相似。”

有段时间，他逢朋友就安利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因为相信“多看这样的作品，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一些的人”。

3月底的上海，我和徐童、唐小雁一同行走在老法租界的法国梧桐下。路上，我提到每次看到他的片子，都有“一种世界观被摇晃”的失重感，需要花上大半天才能平复被搅动的心绪。

这让徐童听了很高兴，“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意义和魅力所在——让一个人脱离他有限的、狭窄的生活轨道，去感知、理解甚至去活一次他人的人生。”

十年跟拍底层游民，也逼着徐童反思自己生命中的“轻”与“重”，思考“活着”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拍《算命》时，他看到大冬天夜宿街头的乞丐，问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气十足的问题：活得这么辛苦、这么没有乐趣，干嘛还活着呢？

“没乐趣就不活了么。你这话，太无情！”厉百程第一次朝徐童发了一通脾气。

“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光是爱情这些东西赋予的。”经历了前半生的起起伏伏，徐童曾说是苗苗、厉百程这些人救了他，把他从灰暗和恐惧中拉了出来。

这些年，他甚至有了一点点“自虐”倾向——特别愿意去体会人在困境和逆境里的那种分量感，“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和命运抗争的那一口气。”

 

“零”和距离

看过徐童作品的人，都会惊诧于他和被拍摄对象之间近乎为零的距离。

《算命》中，摄影机的镜头从上到下俯拍，几乎贴着唐小雁的头，近距离地拍下她用针穿红绳扎肚皮、以求来年转运的举动，看得人肉痛起来；《老唐头》里，家庭成员们正为家事吵得不可开交，忽然大姐扭过头来，“徐童，你来给我们评评理”，仿佛镜头完全不存在。

徐童说自己很认同北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有“中国纪录片之父”之称的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所谓纪录片，就是陪一个人过一段日子。”

这种长时间的相陪、相处，甚至吃、住在一起，使得他和被拍摄者成为真正的朋友，是那种带着江湖情义色彩、必要时可以两肋插刀的。

拍《算命》时，徐童认识了常来找厉百程算感情运的按摩店老板娘唐小雁。这是个16岁就离开家乡出来闯荡的东北女子，经历坎坷，性格凌厉泼辣。她找厉百程讨教破解“孤单命”的办法，一转身又以过来人姿态告诫手下的小妹——“男人是什么东西呀？”

在被仇家举报后，“干女儿”供出了她的名字，唐小雁进了拘留所。接到唐小雁托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人在云南的徐童立刻赶回北京，因为手头紧，他抵押了自家的车凑足了7万块罚金，把她“捞”了出来。当时，两人相识仅两个月。

从拘留所出来后，唐小雁对他一字一句说：“徐童，你让我干任何事都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给你。”

2009年，徐童到黑龙江探望关了店、回到老家的小雁，见到了她的父亲唐希信，一个年过八十依然生猛、鲜活到“疯魔”的孤独老人，他和儿女们相处得磕磕碰碰，对过往拧巴又矛盾。唐希信成为徐童下一部纪录片《老唐头》的主角，接着是唐小雁的四表哥（《四哥》）。在《老唐头》中出场过的唐家老三，一个沉迷于诗歌小说、蹉跎大半生的文学爱好者，又成为《两把铁锹》的主角。

看着很粗犷的徐童说自己是一个“怪人”。和他接触过的人，会觉得他温和内敛，知识分子和文人气很重。但实则“内心很狂野，有江湖气”。“所以我和小雁他们很合得来，打起交道来毫无障碍。”

我们聊起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的作品《龙哥》，以及一个纪录片导演究竟该和被拍摄人物如何相处的话题。徐童由衷地欣赏周浩那种冷静的思辨力，称他为“解剖大师”，“像一把手术刀，以及和人物始终保持那种审视、静观的距离感，镜头处理拿捏得特别准。”

相比周浩，他说自己似乎无法保持这种冷的距离感，“好像拍什么，就掉进什么里了”，自然地和对方捆绑在了一起。“这容易带入作者的一些情绪，失去了距离感，会产生某种失真感。”

“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跟人物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以，人物对镜头的信任感是特别强烈的，会把他不曾说过的话，在别人那里不曾表露的东西，在你的镜头前面表露出来。因为（你）是他同伙，他没有顾忌，也更加敞开。这样，镜头可以拍到人物很真实的东西。”

 

原罪：“被表达”和“被看见”

“纪录片是有原罪的。”纪录片导演、金马奖得主周浩曾坦陈：“做这个职业，就要去承受它的原罪。”

伦理问题，也是徐童被质疑得最多的——为什么要把这些小人物不够体面的、灰暗的部分记录下来？为什么这么残忍，去撕掉他们最后一丝尊严？以及把这些故事拍出来，这算是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么？

非议的口水多了，有时也让徐童很生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愿意向我敞开自己，让我记录下来。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障碍。”他也碰到过麻烦，是在某个片里出场的一个次要人物，这成了他不愿意提及的一块“心病”。

《老唐头》完成后，徐童曾用电脑把片子放给唐希信看。老头儿看完后，还对他有了一点不满——明明片名叫《老唐头》，他才是主角，凭啥要把这么多镜头分给其他人？

徐童也有自己的原则。《麦收》里的苗苗后来结婚、生子，离开了北京。他有意不去打搅她现在的生活，《麦收》不再公开放映，删除了网上所有能找到的片源，“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现又有人上传了。”

让他真正感到陷入道德和法律困境的，是2013年拍摄完成的《四哥》。四哥是唐小雁的表哥，是一个职业小偷，曾多次入狱，同时也非常具有江湖中人的“魅力”。徐童用黑白影像记录下四哥的“日常江湖”和他回忆的狱中岁月。

《四哥》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做了一次首映后，就再也没有放过。徐童决定今后再也不碰这一类的禁忌题材，“太难，太纠结了。”

相比四哥、苗苗、厉百程、老唐头，唐小雁是徐童的“游民”系列里最为特别的存在——“相比他们，她更有个人的自觉，有主动性。”

“因为她的阅历、她十多年曲曲折折的人生经历——从老家出来当服务员，到过珠海，后来又到北京，做过夜总会的伴舞小姐、被性侵过，自己又开过按摩店、当过黑煤窑老板，经历过很多很多，她有倾诉的欲望，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样本从人群中抽出来，让大家看到。这是我觉得她最不一样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她已经成为她那个群体的一个代言。”

“如果我不去讲我的这些遭遇，不去拍我家的这些故事的话，那我们这样的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不会被人知道。”在一次和观众的交流中，唐小雁吐露自己的心声。碰到放映有关自己和家人的片子，她常常躲开，“因为一看就会哭会流泪。”

上海当天的放映现场，当身着驼色大衣、戴着眼镜、扎着发带的唐小雁现身时，人群中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竟然有机会看到小雁姐真人，比看到女明星还激动。”一位影迷说。

如今，唐小雁拥有数量不少的粉丝，大部分是女大学生。每次交流现场，都有女孩上来要加她的微信，然后会在网上向她倾诉各种人生问题，包括恋爱。

十年间，徐童和他的纪录片也改变了唐小雁的人生轨迹。自《老唐头》起，她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已成为徐童的重要合作伙伴。最近四部片都由她担当制片。在《赤脚医生》的片尾，打出了一行字幕——“摄像 唐小雁”。

徐童用“聪明”来评价这位搭档。每次参加国内外电影节、影展和重要的放映活动，他都会带上她。2013年，两人一道做客窦文涛在凤凰卫视主持的“锵锵三人行”。

徐童一直留意观察着小雁身上微妙的“变”与“不变”。他早有计划完成一部以唐小雁为主角的纪录片，片名叫《小凤》——那是唐小雁在老家的小名。

“但我老觉得还没拍完，因为后面路还长着，她还在走着呢。可能等年纪再大一些，再有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跨度，到时把它们剪辑在一起就成了。会是一个超长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