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黑道情怀”

侯孝贤自述：

“每次拍电影都要把自己房子卖了，或者向别人借钱”

我的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我出生４０天的时候，他是广东梅县的教育科长，在广州遇见正在台中做市长的大学同学，邀请他去台湾做他的主任秘书，过了一年，父亲写信回来说这里很好，有自来水，全家就搬过去了。后来，因为北部潮湿，我们全家搬到凤山。

长大后我发现自己小时候是很喜欢往外跑的，其实是一种逃避。母亲的颈部有一条很长的疤，她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小孩子不会去问，但心里会有感觉。家里的家具都是最便宜的，带着那种随时就可以离开、扔掉的味道，充满疑虑和不安。

《童年往事（1985）》剧照

我们住在城隍庙附近，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都在那里举行，我经常去看戏，布袋戏、歌仔戏，都很喜欢．初中时候开始看电影，开始是拉着大人的袖子让他们带进去，后来不好意思了就爬墙，剪铁丝网，做假票，看了非常多的电影，反正不必花钱。还看武侠小说，到现在各种文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城隍庙旁边是县长公馆，旁边有芒果树，我每次爬上墙，上了树，在上面偷吃芒果。我专注地“偷”着，能感觉到风在吹，蝉在叫，所有的细节一一刻进脑海，时间被拉长了——其实那就是电影时间了，这对我之后拍电影有很大影响。

我还很会打架，少年时代整天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论文范文、劈甘蔗，还在大树上吊双环。哥哥姐姐都觉得我无可救药，我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博。但我有一种自觉，接到兵役通知单的时候我很高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跟以前的生活完全决裂。

当兵的时候我决定以后从事电影这个行业，至于要做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最早想过当演员，工作之后发现男明星都是１８０厘米的身高，我太矮了，没可能的，就准备做幕后了。从艺专毕业之后我做了８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器，每天都要打着领带、骑着摩托车去派发名片，人家要是把这名片丢在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有天学校老师电话说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做场记了做了两部戏的场记，变成副导；做了两部戏的副导，又开始兼编剧。那七八年的磨炼让我有机会后来拍自己的电影。

第一部《就是溜溜的她》，第二部《风儿踢踏踩》，都是喜剧，大卖。后来有人说我怎么不拍一些卖座电影，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阶段。

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受了很多国外回来的人的影响，不知道怎么拍了。朱天文拿《从文自传》给我看，那里有一种胸襟，仿佛俯视世间。于是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一直跟摄影师说远一点，再远一点。

了解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后，我知道了人的世界是什么回事，敢去拍历史，也就有了《悲情城市》。《悲情城市》出现之后，大家都来看电影，形成一个风潮．那是当年最卖座的电影，最大的变化就是找投资变得比较容易。那之前有台湾媒体讽刺我总是在“乡下”影展中获奖，每次拍电影都要把自己房子卖了，或者向别人借钱。欠了很多钱，《悲情城市》之后才慢慢还清。

《悲情城市（1989）》剧照

很多人问我，你一直在拍艺术电影？他们不知道形式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就觉悟了，我就是背对观众拍电影，只要我清楚地看到自己走到哪条路上了就好．我也没想过要遵循什么，感觉对了就行，感觉就是你的背景、人文素养的累积，它是会自然呈现的。

那时我感觉自己拍了太多过去，就开始拍现在。我们总觉得“现在”就是比较杂乱，交通方便，节奏快。有时我会好奇别人脑子里的想法，咖啡馆里一个不停抽烟的人，在路口一堆骑着摩托车等绿灯的人，他们的想法、价值观，肯定和我的完全不同。我简直想钻进他们脑袋里看一看。于是有了《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和《南国再见，南国》。

《南国再见，南国（1996）》剧照

现在想来，电影是我了解自己的途径，在这个我营造出来的世界里，我放置了所有情感。它有一种苍凉的底色，因为我感受到人，包括自己，逃脱不了成长背景带来的宿命。

我拍电影，还是想找到人的本质。比如《海上花》，全是内景，一堆人寂寞到死．我先是被这个小说吸引，它很写实，我拍起来就要完全扎实。先研究１９世纪末上海石库门的桌椅板凳怎么安排，那里的人如何交际，水烟怎么抽，怎么点那个引子，再把它吹到将灭未灭等买了两货柜的古董、家具，开拍前一两个月就确定演员，给他们剧本，还要练习上海话。给李嘉欣的是个古董水烟，铜的，外面有皮套，我清理干净，用滚水烫过，她不放心，扔开水里煮，把皮煮烂了，她也不敢说，就没用。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会演，可我跟她吃一次饭就认定是她，这种看人的功力是另一块了。

《海上花（1998）》剧照

我曾经抵掉房子，只为帮杨德昌拍片，免费给他做演员，《最好的时光》曾经是三个年轻导演想一起拍，但很难找资金，我就接过来拍了。我什么状态都可以试试看，没关系，每段经历都是经验。《最好的时光》时间很赶，第一段六天，第二段是一天，赶时间素材容易重复，我只能拼着老命做。最好的作品总是在你觉得太艰巨、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时候出现的，就像演员，必须让演员自己来演，你不给他压力，他激发不出来。

《最好的时光（2005）》剧照

现在好莱坞对台湾本土的市场挤压太大。—直都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学好莱坞，这样才能壮大”，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怎么学好莱坞，那里的电影工业那么强大，制片人制度下，任何事都是一板一眼的。就像我去法国拍片，一个副导是属于制片组的，他会迅速帮我排好日程。

张艾嘉之前在美国拍片的时候，要等一个天气，等不到，她非要等，可是制片人就不同意。最终因为她本身是明星，让她拍到了那个天气。别以为没等到电影就要缺一块，制片人迅速找别的人把这块补好，很容易。只有很大的导演才能左右制片人，通常很厉害的导演也是制片人。

《聂隐娘》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唐朝，拍古装戏和拍现代戏的区别是，现代戏你可以在现场改，拍古装戏，你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就是没有。拍唐朝要花很多时间安排想到的所有细节，这里有一个挑战，我的借鉴来自评剧，它非常世俗，所有人都看得懂。

《刺客聂隐娘（2015）》剧照

好的片子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在于戏剧性，而在于对人非常清楚的理解，那些真实的东西。现实世界如此荒谬，充满黑色，但我们习以为常，不会跳出来观赏或分开那些黑色。但隔了三四年再拍片，我想重新找一个表达方式，这个方式不是我为了要和观众沟通，而是自己有兴趣，有自己的眼光。

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节选自侯孝贤访谈《侯孝贤：难逃成长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