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的“黑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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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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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拍电影都要把自己房子卖了,或者向别人借钱”

我的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我出生40天的时候,他是广东梅县的教育科长,在广州遇见正在台中做市长的大学同学,邀请他去台湾做他的主任秘书,过了一年,父亲写信回来说这里很好,有自来水,全家就搬过去了。后来,因为北部潮湿,我们全家搬到凤山。

长大后我发现自己小时候是很喜欢往外跑的,其实是一种逃避。母亲的颈部有一条很长的疤,她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小孩子不会去问,但心里会有感觉。家里的家具都是最便宜的,带着那种随时就可以离开、扔掉的味道,充满疑虑和不安。

《童年往事(1985)》剧照

《童年往事(1985)》剧照

我们住在城隍庙附近,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都在那里举行,我经常去看戏,布袋戏、歌仔戏,都很喜欢.初中时候开始看电影,开始是拉着大人的袖子让他们带进去,后来不好意思了就爬墙,剪铁丝网,做假票,看了非常多的电影,反正不必花钱。还看武侠小说,到现在各种文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城隍庙旁边是县长公馆,旁边有芒果树,我每次爬上墙,上了树,在上面偷吃芒果。我专注地“偷”着,能感觉到风在吹,蝉在叫,所有的细节一一刻进脑海,时间被拉长了——其实那就是电影时间了,这对我之后拍电影有很大影响。

我还很会打架,少年时代整天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论文范文、劈甘蔗,还在大树上吊双环。哥哥姐姐都觉得我无可救药,我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博。但我有一种自觉,接到兵役通知单的时候我很高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跟以前的生活完全决裂。

当兵的时候我决定以后从事电影这个行业,至于要做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最早想过当演员,工作之后发现男明星都是180厘米的身高,我太矮了,没可能的,就准备做幕后了。从艺专毕业之后我做了8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器,每天都要打着领带、骑着摩托车去派发名片,人家要是把这名片丢在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有天学校老师电话说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做场记了做了两部戏的场记,变成副导;做了两部戏的副导,又开始兼编剧。那七八年的磨炼让我有机会后来拍自己的电影。

第一部《就是溜溜的她》,第二部《风儿踢踏踩》,都是喜剧,大卖。后来有人说我怎么不拍一些卖座电影,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阶段。

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受了很多国外回来的人的影响,不知道怎么拍了。朱天文拿《从文自传》给我看,那里有一种胸襟,仿佛俯视世间。于是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一直跟摄影师说远一点,再远一点。

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受了很多国外回来的人的影响,不知道怎么拍了。朱天文拿《从文自传》给我看,那里有一种胸襟,仿佛俯视世间。于是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一直跟摄影师说远一点,再远一点。

了解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后,我知道了人的世界是什么回事,敢去拍历史,也就有了《悲情城市》。《悲情城市》出现之后,大家都来看电影,形成一个风潮.那是当年最卖座的电影,最大的变化就是找投资变得比较容易。那之前有台湾媒体讽刺我总是在“乡下”影展中获奖,每次拍电影都要把自己房子卖了,或者向别人借钱。欠了很多钱,《悲情城市》之后才慢慢还清。

《悲情城市(1989)》剧照

《悲情城市(1989)》剧照

很多人问我,你一直在拍艺术电影?他们不知道形式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就觉悟了,我就是背对观众拍电影,只要我清楚地看到自己走到哪条路上了就好.我也没想过要遵循什么,感觉对了就行,感觉就是你的背景、人文素养的累积,它是会自然呈现的。

那时我感觉自己拍了太多过去,就开始拍现在。我们总觉得“现在”就是比较杂乱,交通方便,节奏快。有时我会好奇别人脑子里的想法,咖啡馆里一个不停抽烟的人,在路口一堆骑着摩托车等绿灯的人,他们的想法、价值观,肯定和我的完全不同。我简直想钻进他们脑袋里看一看。于是有了《戏梦人生》、《好男好女》和《南国再见,南国》。

《南国再见,南国(1996)》剧照

《南国再见,南国(1996)》剧照

现在想来,电影是我了解自己的途径,在这个我营造出来的世界里,我放置了所有情感。它有一种苍凉的底色,因为我感受到人,包括自己,逃脱不了成长背景带来的宿命。

我拍电影,还是想找到人的本质。比如《海上花》,全是内景,一堆人寂寞到死.我先是被这个小说吸引,它很写实,我拍起来就要完全扎实。先研究19世纪末上海石库门的桌椅板凳怎么安排,那里的人如何交际,水烟怎么抽,怎么点那个引子,再把它吹到将灭未灭等买了两货柜的古董、家具,开拍前一两个月就确定演员,给他们剧本,还要练习上海话。给李嘉欣的是个古董水烟,铜的,外面有皮套,我清理干净,用滚水烫过,她不放心,扔开水里煮,把皮煮烂了,她也不敢说,就没用。很多人都不相信她会演,可我跟她吃一次饭就认定是她,这种看人的功力是另一块了。

《海上花(1998)》剧照

《海上花(1998)》剧照

我曾经抵掉房子,只为帮杨德昌拍片,免费给他做演员,《最好的时光》曾经是三个年轻导演想一起拍,但很难找资金,我就接过来拍了。我什么状态都可以试试看,没关系,每段经历都是经验。《最好的时光》时间很赶,第一段六天,第二段是一天,赶时间素材容易重复,我只能拼着老命做。最好的作品总是在你觉得太艰巨、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时候出现的,就像演员,必须让演员自己来演,你不给他压力,他激发不出来。

《最好的时光(2005)》剧照

《最好的时光(2005)》剧照

现在好莱坞对台湾本土的市场挤压太大。—直都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学好莱坞,这样才能壮大”,我说你有没有搞清楚怎么学好莱坞,那里的电影工业那么强大,制片人制度下,任何事都是一板一眼的。就像我去法国拍片,一个副导是属于制片组的,他会迅速帮我排好日程。

张艾嘉之前在美国拍片的时候,要等一个天气,等不到,她非要等,可是制片人就不同意。最终因为她本身是明星,让她拍到了那个天气。别以为没等到电影就要缺一块,制片人迅速找别的人把这块补好,很容易。只有很大的导演才能左右制片人,通常很厉害的导演也是制片人。

《聂隐娘》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唐朝,拍古装戏和拍现代戏的区别是,现代戏你可以在现场改,拍古装戏,你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就是没有。拍唐朝要花很多时间安排想到的所有细节,这里有一个挑战,我的借鉴来自评剧,它非常世俗,所有人都看得懂。

《刺客聂隐娘(2015)》剧照

《刺客聂隐娘(2015)》剧照

好的片子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在于戏剧性,而在于对人非常清楚的理解,那些真实的东西。现实世界如此荒谬,充满黑色,但我们习以为常,不会跳出来观赏或分开那些黑色。但隔了三四年再拍片,我想重新找一个表达方式,这个方式不是我为了要和观众沟通,而是自己有兴趣,有自己的眼光。

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节选自侯孝贤访谈《侯孝贤:难逃成长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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