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秉爱》放映:中国背景下的土地情结

冯艳《秉爱》放映:中国背景下的土地情结
以主角张秉爱命名的纪录片《秉爱》
冯艳《秉爱》放映:中国背景下的土地情结
        冯艳说,小川式的纪录片现在对她还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片废墟中,张家的小屋孤零零却执拗地矗立着。在和动迁干部们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讲述着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早报记者 黄小河 实习生 董牧孜

纪录片女导演冯艳,每年都要回到三峡库区。19年来,从未间断。

冯艳第一次到三峡库区是1994年,她用摄像机记录了张秉爱等4个移民的生活。5年后,冯艳将其中一个女人的故事剪辑成纪录片《秉爱》,获得了亚洲新浪潮单元的小川绅介奖。

“秉爱是中国农村女人的一个特例,个性突出。”谈到纪录片《秉爱》中的主人公张秉爱,冯艳说。

这部拍摄完成于2007年的纪录片《秉爱》,讲述了三峡水利工程113万移民中一个很不起眼的故事。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从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全部重担。

当三峡建设不断推进时,村民们在一轮轮动迁中搬离,张家成了村里的钉子户。大坝即将截流,没有分到应得的建房土地,张秉爱守着钉子屋不肯离去。一片废墟中,张家的小屋孤零零却执拗地矗立着。在和动迁干部们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讲述着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9月21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和传播反映中国人文生活的纪实电影的非营利青年组织——“瓢虫映像 (Pure Movies)” 在位于上海哈尔滨路的河岸艺术空间放映纪录片《秉爱》。

“张秉爱是我所遇到的被拍摄者中最慢热型的一位。她开始给我讲述个人的故事,是在我们相识了8年之后。”在《秉爱》定稿时,冯艳发现秉爱的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她的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却使我感叹生活的丰富,它超出了我的想象,使我去‘结构’影片的努力显得多余。” 在影片放映前,冯艳告诉早报记者。

冯艳比“秉爱”小一岁,出生于天津,1984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1988年赴日留学,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环境经济学博士时第一次接触纪录片。

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日本山形电影节,电影节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我是在没有一点儿免疫力的情况下,与小川绅介的电影相遇,一下被纪录片的现实力量给击倒了。”之后,她将《收割电影:小川绅介的世界》一书翻译成中文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同时也开始了她的纪录片实践。

现在,冯艳正在做纪录片《长江边的女人们》的后期剪辑。“这部片子会比《秉爱》更宏观,关于女人们的命运它呈现了各种人不一样的选择,还有年轻一代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当下中国农民的群像。”冯艳透露,此片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完成剪辑。

库区里太穷,人人都想逃离

东方早报:很多人是从你翻译的书《收割电影:小川绅介的世界》(小川绅介著)认识了你,它也成了中国第一批民间纪录片作者的枕边书。对于你,这本书意味着什么?

冯艳:1992年、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对纪录片的认识和如何拍摄,我从这本书学到很多,它对我来说是一本具有启发意义的入门书。

东方早报:小川式纪录片对你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

冯艳:是,现在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剪辑,这些年我回味的时候还会想到书里说的一些话,但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拍纪录片,更多体现在拍摄方式上。比如,拍残疾人时他们会下意识隐藏自己残疾的手,小川式的纪录片对待别人不愿意展示的东西不会去揭人伤疤。而日本“鬼才导演”原一男(Kazuo Hara)的“动作纪录片”则完全不同,他端着摄像机闯入对方禁区,来谋求相互间的理解、谅解。纪录片有很多方式,小川只是其中一种。

东方早报:一开始去三峡,是不是想拍一部中国版的《三里塚》?热爱土地、有精神追求的农民?

冯艳:(笑)没错!一开始特失望,因为大家对于建水库这事儿特高兴,建水库能拿到几万块钱,还能移民到城里。后来才明白,那里实在太穷了,人人都想逃离。

后来我才意识到去三峡寻找那种热爱土地的农民是不现实的,因为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土地是公有制。国外农民热爱土地,哪怕有上亿的补偿款也不走,因为是私有制,他们有很强的私产意识,而且他们确实能说了算,他们的土地受宪法保护。比如日本的成田机场,一户人家不走,第二条跑道30年没建成。

东方早报:张秉爱说过,“什么都不能把我从土地上赶走”。《飘》中的郝思嘉觉得,“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很多人会把秉爱和郝思嘉联系起来,她们都有浓重的土地情结,你怎么看女人和土地的关系?

冯艳:秉爱和郝思嘉,都是心很高、特别想把控自己人生的人,可现实太多不如意。郝思嘉失去家园,被瑞德抛弃,唯有土地不背叛她;秉爱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婚姻和孩子都不能掌握,孩子长大了有自己想法。我觉得秉爱对土地的感情是因为土地是她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掌握的东西,土地不言不语的,种什么长什么,特别可靠。

东方早报:为什么她又是“很偶然的爱惜土地的女人”?

冯艳: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爱惜土地。如果秉爱觉得土地那么好,她会使劲儿地让儿女也留在土地上,但秉爱还说过:“以后我决不让我的孩子靠土地生活!”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背景,土地不是自己的,感情也不一样了。

东方早报:其实许多农民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已经被割裂开了,眷恋土地的怀旧情结和想象式赞美大多来自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这种“原生态”,但并不了解或不愿意承认“原生态”之下的贫穷与逼仄,你怎么看这种错位?

冯艳:没办法,这种幻想和错位永远存在,除非城里人都做农民去、农民都到城里来。现在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需要时间去发现和适应。我觉得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等级制度,城里人很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农村人很自然地有一种自卑感,这特别可怕。

东方早报:第二期移民搬迁完毕后,一片废墟中,只剩秉爱家的小屋,孤零零地,但秉爱“还是要生存的”。你觉得秉爱最后坚持到房子被淹掉才搬离的支撑是什么?土地的依赖?还是对外迁的恐惧?

冯艳:我觉得对外迁的恐惧更多些吧,也是那股犟劲儿上来了,她想争取更好的生活。其实我感觉那些话是因为有摄影机的存在她才说出口。

东方早报:有趣的是很多看片子的人,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看到这一幕就觉得秉爱寄托了他们的理想,把秉爱的人格升到一定高度。

冯艳: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医生,她举报医院腐败而被“待岗”,当了400多天“走廊医生”,在采访中她说“我不是为了高尚而活”。 我觉得特别感动,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或者怎样,首先为了自己而活,秉爱就是这样。有些知识分子不接地气,包括很多搞评论的人,他们没接触过生活,有几个像费孝通那样做调查、写东西?连锄头都没摸过,也敢写三农问题?

我不是要为

“女权”做什么事

东方早报:张秉爱上过高中、爱总结经验的农妇随口说出许多哲言式的句子,让观众觉得非常惊艳。私底下,你们之间有没有未被镜头记录下来、却让你终身难忘的片断?

冯艳:好多好多!秉爱天天就往外蹦句子,我想什么时候弄个“秉爱语录”出来。(笑)比如她说“一斗米的仇人,一碗米的恩人”, 意思就是在我特别困难的时候你给我一碗米我也记你一辈子,我有钱有势的时候你给我一斗米我都不待见你。农民的俗语特别有味道、经琢磨,可能因为秉爱特别善于传承吧。

东方早报:拍摄过程中有没有漏掉过的镜头?后来如何发现的?

冯艳:当然也拍到过让人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的事情。比如我跟拍移民搬迁,晚上拍了领导吃饭、唱KTV之后,我打车去找那些移民,奇怪的是一路都找不到,最后车灯一遍遍扫过去,才发现他们全在黑暗的野地里吃饭。

这是一段连续拍摄的画面,前几分钟还是领导们在KTV里打情骂俏唱情歌的场景,接着就是移民们被扔在野地里吃饭。我一次次回放这个镜头,特别想哭,因为两种生活的对比太强烈了。

东方早报:你曾说过小川绅介的一句话是你的座右铭,“拍摄纪录片,其实是在拍你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自从介入秉爱的生活后,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当关系出现危机时,你是如何挽救的?

冯艳: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什么危机。秉爱太孤独,也是个清高的人,她挺爱找我聊天,老让孩子叫我去她们家,一起去田里干活。虽然是很好的朋友,但我毕竟是拍摄者,总免不了小心谨慎,怕破坏了我们的关系。

东方早报:拍摄时太贴近了,是不是也不好?

冯艳:(秉爱)肯定有烦的时候,但不见得是对摄影机烦,可能是跟丈夫吵架了,这种时候拍摄者就要拉开距离,或者不拍。

东方早报:你曾讲过你给秉爱看了最后的成片,她非常喜欢,很多人也捐款了。纪录片影响改变了被摄者的处境,好的结果能抵消纪录片的原罪吗?

冯艳:我觉得根本就是两码事。就几万块钱帮她盖上房子,那点小恩小惠根本就抵消不了,秉爱不还得自己活吗?我觉得更多的是给捐助者个人带来了慰藉。这个片子让秉爱得到一些好处,但远比不上她能在摄影机面前展现她的生活和困境,把隐私拿出来给大家共享,我觉得秉爱这点特无私。相比之下,我从秉爱这里拿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她得到的那些,根本没法相提并论。纪录片的原罪永远是有的,每个作者应该永远记着这一点。

东方早报:和秉爱一家还有联系吗?他们家的房子盖起来了吗?

冯艳:一直有,我们现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好。秉爱的房子盖起来了,秉爱现在过得可高兴了,她有了两个猪圈。(笑)

东方早报:你的拍摄对象大多数都是女人,我觉得你更想抓住中国农村女人身上的某些特质。

冯艳:对。后来很多人给我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可是什么叫“女权主义”我根本不懂,所以我完全无意识地在做,并不是要为“女权”做什么事。

0 条回复 A文章作者 M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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