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朱文：电影在中国艺术中最落后

导演朱文

“中国电影是非常狭隘的领域，因为电影形式的特殊，它成为中国艺术当中最落后的一种；然后它的工业特性又使它身体臃肿，转弯很难；现在又是压倒一切的商业气氛。

朱文第三部电影《小东西》的试映会，在北京办了两场。一场请的是当代艺术界的名人，栗宪庭、艾未未、张晓刚……该来捧场的都来了。另一场，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举着门票进影院的有宁瀛、陆川、贾樟柯、王小帅、宁浩、成泰燊、刘小东、左小祖咒……大部分是电影圈的熟面孔，外加音乐界、艺术界查漏补缺。

大片时代他标榜“小”

号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圈子，也不承认自己诗人、艺术家、电影人这诸多身份的朱文，一呼百应的魅力让人惊讶。记者问他魅力何来，他只是笑：“我不知道呀。我也不管。”想想又讲：“其实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经验里面，他们自己看不清楚别的，我都看得很清楚。”以上提及的人，朱文平日并无多的来往，他做惯独行侠。

不写小说，改拍电影已经十年。任评论界如何事后总结、鼓呼吹捧，说他是真正革命性的作家、若写到现在会改变文学时代—他自岿然不动。凡事都要自然而然，开始时自然，结束时自然，要重新开始写，也得听从欲望的自然。他说：“兄弟，人生只有一次，你不要为任何不是你的观念去安排你的生活。”

《海鲜》、《云的南方》、《小东西》，十年来他也不过交出三份电影答卷。这是他喜欢的做事方式，“我喜欢的导演也都是一生当中没有太多作品的导演，比如库布里克、塔可夫斯基。”他不做重复的事，无论对他人的重复，还是对自己。

《小东西》，从取标题起，朱文就逆潮流而动。在大片时代，他偏要标榜“小”：小题材（两个男人交往的故事）、小制作（总共只有五个演员）、小成本（500万元人民币左右）；涵盖的却是巴别塔式、东西方交往情境的大主题。他说真正的“大”电影，“大”在原创，而国内种种大制作总让人看到模仿与重复的影子。

朱文相信，《小东西》也是个“新”东西。表层的故事很简单：湖南湘潭人Mao在地域不明、人烟稀少的湖畔开了间简陋客栈，来自卢森堡的背包客Thomas入住，两个语言不通的男人鸡同鸭讲共度数日，Mao拿猎枪逼Thomas喝酒，Thomas令Mao一动不动、为其画像，两人的白日梦里怪诞的景象重叠：十月天飘雪、外星人入侵……在种种误会达成的“笑”果里，他们貌似相安无事、实则危机四伏，终于Mao瞄准远去的Thomas的背影扣动扳机。

出人意料的是，一声枪响后电影便被拦腰截断。突然Mao与Thomas仿佛从前世闪回，现出真身：他们是艺术家毛焰、毛焰画了十年之久的模特托马斯·路德维德。托马斯还是上海世博会卢森堡馆的馆长。毛焰和托马斯在画室里扯淡、品茶，操着一样不标准的中国普通话。镜头里一一闪过毛焰十年间画的无数幅托马斯画像，来自图瓦共和国、享誉国际的女歌手Sainkho Namchylak用她苍老动情的嗓音唱起一首《草原情歌》，电影戛然而止—歌词是朱文自己的诗。

没有几个人看懂。尽管放映过程中笑声阵阵。那笑声很复杂，朱文却理解为他为观众提供了“简单的快乐”。他说：“当然我的电影，你要深入进去，哪怕用博大精深这个词儿来形容都可以。但电影本身是大众性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平易近人的，这是我对电影这个介质的理解。”他笑得诡异，好像在极认真地做一场游戏。

创作就是不断地放弃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说国内很多大片导演都没有真正原创？

朱文：你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什么叫原创性。一个真正新鲜的想法谁都能看出来，模仿的想法谁都知道是模仿的，不够好的想法谁都知道不够好。你能感觉到这个想法有多么的特别。你能感受到这个作者的世界观。

时代周报：你觉得他们都在模仿吗？

朱文：或者说不够原创，总觉得在哪见过。你知道他的过去也就很容易知道他的现在，一个定型的艺术家，你（不用看也）知道他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样的。

时代周报：你的工作方式是，如果你想到一个点子，觉得别人做过，你就绝对不会再做吗？

朱文：我不会重复。我写书，在我最好的时候我就停了，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不重复，我必须要做到那个高度和强度，我自己才满意。

时代周报：你觉得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是不重复的吗？

朱文：不孤立。自古以来最牛逼的艺术家从来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有传统的，并没有因为这个快餐时代到来，这个标准就降低了。标准一直在那，只是现代人可能被时代普遍的浮躁气氛带跑了。

时代周报：会常常放弃一些想法吗？因为开始觉得新鲜，后来马上就不新鲜了。

朱文：天天都是这样。创作就是不断地放弃。开始一个想法以后，每一步都在选择和放弃。

时代周报：你要判断想法是不是新鲜，还有个决定性的因素：你要看得足够多，足够广，你要知道别人都做过些什么。

朱文：有这个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基本的感觉。就是说，什么是你最初的感动，不是偏见，不是基于某种参照系，任何方向的参照系都提供给你一个标准，你遵守这个参照系，我觉得那就是二流的。因为你知道游戏规则，你知道这个方向的好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你再回到源头，创造的源头，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你会重新感觉到自己的感动，自己的兴趣，它超越规则超越参照系。但是你说它不可比较吗？好比较。正因为超越了眼下的这些标准，所以它就回到了传统，回到了一个更本质的传统，回到更高的标准上。

有才华的人获奖很容易

时代周报：当你2001年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你是先知道它的规则、然后不去管这些规则，还是……

朱文：不是。我写书到现在为止始终坚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玩自己的游戏。艺术家有两种，一种是遵守规则的，在规则中做到最好；还有一种是创造规则的，我属于后一种。拍电影也一样。我不管。我坐下来就吃饭，然后你们后面人慢慢总结。就像现在对我文学的评价一样，他们总结：哦，这个人这方面有贡献。

时代周报：那么拍电影十年，你或多或少了解现存的规则是什么吗？

朱文：再笨的人十年都肯定了解了。我不买账而已。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现存的规则？

朱文：中国电影是非常狭隘的领域，因为电影形式的特殊，它成为中国艺术当中最落后的一种；然后它的工业特性又使它身体臃肿，转弯很难；现在又是压倒一切的商业的气氛。

时代周报：你的第一部电影《海鲜》被禁映，从第二部《云的南方》开始，你就非常明确自己不要做地下电影，所以很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作品的“度”。你曾说《小东西》就像一个新生婴儿的脑袋因为产道的挤压而变形。那如果这个小孩的脑袋没有被挤压，完全是原生的状态，你会怎么拍？

朱文：不被这个挤压就会被别的挤压，一样的。一个艺术家怎么过他一辈子，是他主观的选择，然后你自己对你的选择负责，我并不说哪一方是更正确的。很多人完全没有国内的读者、观众，他的书、电影就是给外国人看的，我也不说他没有价值，只是我不选择这个，我觉得有疑问。我的作品首先都是要给国内看，这是我的态度。

时代周报：你的前两部电影都在各大电影节斩获丰厚，但是之后你还是自觉而且坚决地表示要改变，不为电影节拍片。你觉得电影节要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朱文：那很清楚。我的电影前面都在电影节上成功，我当然知道要在电影节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应该怎么做。你要迎合他们的标准。比如说欧洲有它的电影版图，对各种各样的电影有它的需要，某部分从本国电影里满足这些需求，某部分电影从好莱坞获得，然后很小的一部分需要从类似中国这些地方来，这个市场就是很具体的一个市场，需求什么样的电影很明确。就像对西方人而言，你只要是骂中国政府的，你只要是所谓的反映中国现实的，一定会受欢迎。因为这很迎合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想象。

时代周报：那《云的南方》和《海鲜》为什么会得奖？以它们为实例。

朱文：首先它们都有这个倾向。但是我觉得《云的南方》和《海鲜》在艺术上都有贡献。

时代周报：你觉得西方的电影节未必真的是因为看重它的艺术贡献吗？

朱文：不，作品本身一定是达到平均标准的。有倾向就变得有竞争力。

时代周报：所以你觉得要在电影节得奖挺容易？

朱文：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很容易，随便拍都可以得奖。

时代周报：弄清楚要什么题材，然后按照你的常规水准拍就可以了是吗？

朱文：对，就可以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