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响导演访谈系列:走上前台的作家朱文

2001年09月21日南方网-南方周末

导演朱文

采访朱文,是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一个宾馆里。这时距他从威尼斯回来刚刚一周。他看起来没精打彩的,脸色灰暗,短发一根根支楞着,不像有人描述的在足球场上扎起头发满场飞跑的样子。他的解释是累着了,为这部电影。聊着聊着,他突然有些吃惊,没想到从威尼斯回来已一个星期了,仿佛这个事实自己都不敢相信。

从个体经营到集体运动

南方周末:朱文,你最近又成了新闻人物,喜欢这种感觉吗?

朱文:没办法,做电影导演,必要的曝光、宣传、阐述自己的想法之类,这些工作都是分内的,你没有办法拒绝。

南方周末:你最早写诗,后来写小说,再后来写剧本,现在又自己拍电影,为什么会变换这么多的经历?

朱文:我做事是出于兴趣。有人做文学梦,也有人做电影梦,我觉得不管是影像,还是文学,都是创造,不同的是有的东西适合用影像来表达,有的适合用文学来表达。很多故事,用影像来表达可能比用文字更直接。

文字可以说是最精彩、最深奥的一门艺术,因为它有最大的包容量,最大的可能性。电影和文学,其实并没有什么高下的区别。它之所以更直接,是因为它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更全方位,更立体,另外,好的电影也离不开一个非常严肃的内敛的创作阶段。

对我而言,电影和写作这两个的区别主要在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因为写作是一个人工作,拍电影是很多人合作,是一个集体的运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与他人的关系,与集体的关系。我以前多年的生活,把心态变得……我觉得需要调整。我对写作要求很严,是一个自省的作家,不能固步自封,不能洋洋自得,不能孤芳自赏,我觉得生活必须有所改变,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系,我必须调整。我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拍电影。写小说这么多年,有时候也会觉得夜郎自大,因为你干得不错。

南方周末:写作和拍电影的状态究竟有何不同?

朱文:从艺术的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但手段上、方式上肯定有不同的方法。写作和拍摄中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写作中遇到的更多是自己,拍摄中遇到的更多是外在问题,具体环节你得想办法一个个去解决。

南方周末:写作在精神上是很自由的,我想你当初辞职,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恐怕都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拍电影却要面向一个团体,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体制吧?

朱文:确实需要适应。后期制作的时候,简直想撂挑子不干了,烦!但只能硬着头皮做,不然对不起投资人。如果在一个比较健全的电影制度里面,我就可以脱身了,现在是我必须到处参加活动,本来应该是各个环节都有最好的人去做。

南方周末:你其实是面临了新的自我挑战。

朱文:对,是一种挑战。你又回到第一次的状态,这种心态是非常可贵的,就像当初第一次写作那样,你再次获得一种学习的热情和乐趣。

南方周末:你这种不断学习的热情是来源于什么?心态吗?

朱文:朋友都说我是个心态特别健康的人。我天性乐观,就我现在所干的事情,我始终不觉得能给我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这个事情是我值得做的,我这一生应该干这个,我建立不起这个感觉。

南方周末:包括写作?

朱文:包括写作。写作中不时出现的虚无的本质的怀疑,都让我不能进入角色。

有关“妓女题材”

南方周末:你编剧的第一部电影是《巫山云雨》,最早怎么跟电影界发生联系的?

朱文:最早是章明看到了我的小说,然后想把我的小说推到他所熟悉的视觉范围里去。

南方周末:是哪一部小说?

朱文:是《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一个短篇,《我爱美元》那个集子里面的一篇。

南方周末:这部电影你肯定看了,怎么样,我的感觉是太闷了。

朱文:《巫山云雨》是一场“折磨”(笑)。本来可以拍成一个比较经典的影片。但还是有它的特点,有不可替代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的特点还是很鲜明的。但这个路数就像你写一篇小说一样,长时间打磨后,写完了,某种记忆的、情绪性的东西、牵肠挂肚的东西,就了结了。但《巫山云雨》的遗憾就在于尽管当时思路、情绪很好,但最后都并没有体现出来。

南方周末:假设让你来处理,会有什么区别?

朱文:《巫山云雨》呀?如果是我,可能会晚一点拍,剧本还可以再推敲。(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因为要抢拍江水的汛期,有时间限制。演员方面,应该说章明是一个对演员很有办法的导演,但时间还不够,应该再来一个月的演员筹备时间。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电影呢?

朱文:我的片子能看进去,海外有影评人说:这部电影“抓住了每一分钟”。

南方周末:因为没有看你的片子,不好说,只知道一些故事大概,好像是一个要自杀的女人被一个警察救了,但最后这个警察却死在了这个女人手下。是不是像希区柯克的片子,心理悬疑那种?

朱文:不是,是这个情节,你没看片子,也不好说。应该说这个故事对生死、善恶、性与男女关系等对立关系,都有很深的探索。

南方周末:介绍一下电影的大致情况。

朱文:去年9月,开始有这个想法,剧本12月出来,资金也是12月到位,今年1月份拍完,后期又做了3个多月,到今年9月首次在威尼斯公映,这件事用了一年时间。演员方面,职业和非职业演员各一半,他们的表演很好。

南方周末:听说是用DV拍的,钱花得很少?

朱文:是DV,只用了100万。当时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这么做是行不通的,你必须妥协。但我们(摄制组)配合得很好,把事情做成了。其实中国有许多热爱电影的人,都想拍出好电影,而且他们不计个人得失。

南方周末:有评论说:又是一部“妓女题材”。

朱文:在威尼斯,我遇到陈果,他带《香港有个好莱坞》参展,他跟我说,有人在骂我们拍“妓女题材”,我说中国这么大,只有这几部也不算多。妓女的存在其实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我觉得好的作品应该有很大的现实批判能力。我做一个艺术品,就想让它对生活的现实能发生作用,你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拍电影。

南方周末:那么你的这部作品又怎样?

朱文:我觉得不错,因为它的很多品质是中国电影所没有的。中国电影的表达方式是不针对现实,我的电影有质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达方式、叙事等。这么说自己有些尴尬,但我写小说就喜欢说不错。伯恩斯坦重新录他的《西城故事》时,他很老了,他说在工作中只有一刻接近莫扎特的感觉,他说得特别朴实。艺术殿堂里其实非常残酷。那种大师、大人物不是吹出来的,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世俗化的词:大人物,真的,只有这少数人能进入艺术的最高殿堂。

谁影响了我

南方周末:现在谈论“作家电影”的比较多,你的意见是什么?

朱文:这个词应该并没有什么意义,它可能是表示更个人化、更少妥协的、更风格化的这样一种电影。

南方周末: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对立面,是不是好莱坞电影或者商业电影?

朱文:艺术片和商业片不是对立的,比如我的小说,一定不商业,但也有读者,我的书在国内能卖一万册或几万册,看起来不多,但要在欧洲就算很多了,不管什么人都变成自己的读者,这不可能。

作家电影可能不注重娱乐性,它可能不是为大部分观众准备的,只为少数人,可能与作家、导演本人有联系的那一部分群体。好莱坞电影就是平庸。但也不要觉得拍得了艺术片,就能拍得出好的商业片。对导演而言,拍艺术片还是商业片,是对自己个性、能力、自己个人有了很深了解后才决定的。

南方周末:哪些导演对你有影响?

朱文: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的影响,如果能够看出来,那种影响其实是无所谓的,真正的影响是在骨子深处的。对我有影响的有基洛耶夫斯基,他的《十诫》,费里尼、布鲁埃尔、塔可夫斯基、伍迪-艾伦……是了不起的艺术家。

南方周末:王家卫的电影怎么样?

朱文:不喜欢王家卫。个人旁白一听就像个文学青年,但别的很不错,《东邪西毒》我看了几遍。张艺谋,他(指王家卫),这些人应该是亚洲最好的电影力量。

南方周末:“第六代”的电影看得多吗?

朱文:“第六代”?这些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小武》不错,它一出来我就注意到了。

艺术首先是业余的

南方周末:国内作家里面,王朔好像是第一个拿起导筒的,他的《爸爸》你看过没有?

朱文:作为中国电影,不错。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加一个限定?

朱文:我觉得他也没有贯彻他的想法,被一些外部的因素牵着走了。我没看过他那部小说,我想那可能是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的作品再转移到电影,我觉得意义不大。

南方周末:这么说你是不会拍自己的小说的?

朱文:我不拍自己的作品。这不会有特别大的乐趣。因为本来就是当成小说写的,不是当作电影,再做我没有足够的热情。

南方周末:除了王朔、你之外,作家执起了导筒的也不少了,比如我们《南方周末》最近就报道过一个韩国作家拍电影的,李沧东,写严肃文学的。

朱文:这个可能更早吧?没有查资料,我没有把这个专业性看得很严重。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拍电影,记者做电影的也很多。有一个说法就是艺术首先是业余的,这样才比较健康。也就是中国有特殊性,拍电影成了某种特权,普通人挨不着边,不应当这样。其实写作也这样,文学更早也是少数人的事情。

南方周末:有种说法是,DV制作的“业余电影时代”就要来临了。 朱文:好啊。用DV拍片子,很少的钱就可以做了,在中国特别有意义。在国外,DV有点像富人的新玩艺、新游戏,《黑暗中的舞者》,100台DV,整个造价我想比用胶片还贵,导演用它制作电影的意义,更多是技术上的或趣味上的。但在中国则是根本上的,它提供了许多种可能性,就像我们这种作家也能生存,社会也接受了。

中国电影水准落后小说十年

南方周末:诗歌、小说、电影这三者,从创作上讲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你恐怕最有发言权。

朱文:我想从绝对意义上讲,诗歌更难。因为诗歌是可遇不可求。小说呢,你的力量,主观努力还能起作用。

南方周末:电影呢?

朱文: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就等而次之了。但写作要求的能力比较少,比较单纯,可能只需要某方面能力,而拍电影,则要求各方面的能力。

南方周末:这是不是意味着小说的地位在后退,让位给电影了? 朱文:我想不是。可能每个时代都有一种艺术形式,用现在的词汇说,是最时尚的,最有影响力的,像十九世纪小说。但这不是一个要取代另一个,也不是一个高于又一个,这种比较毫无意义,100年前就有人说小说要死亡了。

南方周末:就中国当代的文学和电影这两种艺术而言,小说的成熟度是不是要高于电影?

朱文:我想,中国电影水准已经落后中国小说十年。文学在十年前探索出的技巧和方法,电影业现在还在用。这可能还是中国电影的特殊性决定的,还缺乏很多东西,正因为中国电影还比较初级,对后来者而言,空间还很大。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和文学有没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存在?

朱文:很多。我当时做“断裂”问卷调查时,电影界有人跟我讲:太好了,太好了,在电影界就没有敢搞。

南方周末:你觉得这次活动的意义实现了没有?

朱文:没有。一个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稍纵即逝,你能做的事,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南方周末:这么说意味着你变成熟了,还是妥协了?

朱文:我没有妥协。这不等于说我平和了,只是和几年前相比,我更内在了。我再不会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愤怒啊,骂娘啊,毫无意义。

南方周末:这种心情,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朱文:对个人而言有帮助,就像已经做的那样,就是自断退路。本来也算出名了,可以有一些好处了,但“断裂”一做,谁还敢理你?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但我不后悔,自从做了“断裂”后,我对自己、对环境、对所处的时代、对所谓的“文坛”,认识得更清楚了。

南方周末:今后怎么办?还写诗,写小说吗?

朱文:诗,我上半年在《芙蓉》上发了几篇。电影?我不想一件事干得特别职业,一位艺术家干得特别职业,我觉得特无趣,而且和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是相悖的。干一阵歇一阵吧。有人说,再搞一个计划,拍电影,再去找钱,我说那不是变态吗?而且人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有这个心情。

南方周末: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戴上了作家和导演这两顶帽子,你更愿意挑哪一顶戴上?

朱文:(笑)随便,答案都一样。(本报记者万静波 摄影储璨璨)

朱文档案

朱文,男,1967年12月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

著有诗集《我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为20世纪90年代青年作家代表人物之一。

1998年,他发起主持了一次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促进文学界对现存文学秩序进行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触电”,写过的电影剧本有《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9月刚刚结束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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