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上展开，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地平线，虽然高楼林立，但高楼和高楼之间，是远比高楼宽阔的空地，在高楼之外，还有号称“百湖”的大大小小的水泡子。这是一个单看外形，没有历史沉淀，也没有历史负担的城市，像个尚在青春期的年轻人，从哈尔滨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甚至是愉悦。于广义和他的画家女儿于秋石从一片杏树林里走过来迎我，大步流星的，星光灿烂的，和这城市一样。于秋石在还有半米的地方就伸出手来牵着我往家里走，旁边的于广义早已拉上我的行李箱。到底是到东北了。
有好几年时间，我每到秋冬季就往东北跑，走边境线，坐绿皮火车，看森林，看几大山脉、几大河流。东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东北人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赵本山式的幽默里？在二人转的黄色笑话里？在人们喜欢嘲讽的《乡村爱情故事》里？还是在“东北省三亚市”的宰客事件里？我深深地迷恋东北的风景，却对这片风景下的人一无所知，直到看到于广义的几部纪录片：讲长白山脉伐木工人生活的《木帮》，讲一户猎人家生活的《小李子》，讲伐木工人娶不到媳妇儿的《光棍》，讲当地萨满的《跳大神》。
于广义在长白山下一个林场长大，也在林场工作。林场太小，装不下他。26岁时来到富饶的大庆油田，还是装不下他。在做了几年公司后，像被命运之神选中一样，或者用于广义习惯性的自我嘲讽说，“误打误撞中”，他重新回到林场去拍纪录片，因为纪录片，他去到全世界各大电影节的领奖台上，东北的故事，东北人的故事，因此有了一个不同于赵本山，不同于二人转，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风土的出口。
但他是一头一辈子都不安分的困兽，纪录片带来的荣耀还像晨光一样沐浴着他时，他决定转身去做剧情片。一个小时候连作文都写不通顺的坏学生，第一次做剧本，就在上海电影节的剧本创投中，获得最佳创意大奖，就像他在拍纪录片前一刻，才刚学会手持摄像机的开机、关机、充电功能。他再次回到东北，继续讲述东北的故事，但这一次不在林区，在工业城市大庆。
在北纬46°，于广义的家中，他和女儿、爱人，一起给我讲了两天两夜的故事，女儿和爱人也是他工作上最得力的帮手，几十年如一日的知音，一个几乎完美的艺术家庭，虽然每两人之间，“每天至少干六仗”，所以是，一个完美的东北艺术家庭。
这两天两夜的故事，影影绰绰，真假难辨，全和大雪封门的冬天相关，和冬天里没日没夜的喝酒相关，如果没有大雪，没有酒，就不是东北，至少没有东北的魔幻现实主义。
▲于广义在他的林场。他以十年的坚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一个人，一台手持摄像机，一根蜡烛，一把手电筒，挑战电影技术的极限。
行李&于广义
1.
行李：你什么时候来大庆的？
于广义：1986年，在这里生活三十多年了。
行李：对一个南方人来讲，东北常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之前看你纪录片，只知道你在东北，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而且因为纪录片里一直拍的是长白山林区，来之前，一边看你正在写的家族口述史，一边看地图，才终于把方位弄清楚了，原来几部纪录片都在长白山北边张广才岭的五常县拍摄的，而你现在生活在距离那里四五百公里的大庆。
于广义：我在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的林场长大，基本上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五常在黑龙江省东南部，是渔米之乡，六山一水半草二分半田，虽然田少，但黑土地、山泉水长出了有名的五常大米。我后来看《五常县志》，里边记载，1835年，一伙朝鲜人来五常县南部山区开荒种植水稻。这个地方离我小时候长大的林场八公里，叫高丽井村，因为村头有一口朝鲜人留下的古井而得名。朝鲜人在五常县种水稻的时间比较长，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带来北海道的耐寒稻种，这里的水稻种植技术才成熟。县志上记载：满州国时，五常县境内有日本开拓团1700多户，全以种水稻为生。开拓团就是日本政府组织移民到中国东北的农民，中国人把他们住的地方叫日本屯，离中国人住的地方不远，隔条道或是隔条河。
行李：我也是看你整理的口述史，才知道闻名全国的五常大米原来还有朝鲜人和日本人这段故事，而且生长在以林区为主而不是平原为主的地带。在你第一部纪录片《木帮》里，我想象你家乡尽是森林，来之前看地图，这一带也遍布林场，曙光林场、长征青年林场、东方红林场、东升林场……
于广义：小时候周围全是原始森林，连天都很有限。以前黑龙江省一共有48个国有林业局，每个林业局下有十几个林场。国有林业局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县团级单位，归省林业总局管，有几十万伐木工人以此为生，现在停伐，这个行业也结束了。
行李：你拍摄《木帮》时，和拍摄对象完全没距离，原来你自己就在林场长大。
于广义：我也是林场职工，就是纪录片《木帮》里那个林场，林场主峰是黑龙江省海拔最高的地方，从林场到山顶，25公里，海拔直线上升，山上是苔藓类植物，中间是针叶林，往下是针阔混交林，到山下完全变成阔叶林。那里1895年就开始了森林伐木，一百多年来，年年如此，只是当年俄国人留下的大肚子锯和日本人留下的弯把锯，换上了后来的电锯，窝棚上面当年的树皮茅草变成了塑料布，人和工具的名称还都掺着俄语和日语。到1949年，我父亲到了山河屯林区，一直在林场做调度。1958年国家开发大兴安岭，林业局调一批管理干部过去，他也去了。在呼玛县十八站，我1961年在那里出生，但太小，还没记忆。1962年大跃进，破产失败，父亲回到山河屯林业局的林场，我在林场长到18岁，记忆里的一切都从林场开始。
行李：你父亲是从哪里去的林场？
于广义：五常县向阳山。从我爸的爷爷我太爷，我妈的爷爷我太姥爷他们那一辈儿算起，我的家族在向阳山住了已经有一百多年。我的族谱上记载，我们于家1651年就已经来到东北，最开始在辽宁海城，太爷1890年前后来到黑龙江，到我算第四代。看到这些我心里特别踏实，这真是纯正的东北人。
行李：《木帮》里的整个拍摄时间都在冬季，伐下来的木头也通过雪运下来，是只有冬季伐木吗？
于广义：冬季是伐木的黄金季节，要在冰雪融化前干完活儿。运输是这样子，以前主要靠松花江的支流拉林河的水运，冬天先用马爬犁从山上运到河边，春天冰雪融化时，迅猛的桃花水会将一根根大木头冲向拉林河。从伐木场到向阳山镇，水路近百里，放排人随木头一起走，要走十多天，到向阳山是第一个驿站，放排人从冰冷的河里爬上岸，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在火炕上吃住几日。我姥家在向阳山拉林河边开了一个大车店，还有两个饭馆，大车店是旧时东北的客栈，就这样，生意红火了好多年。日本人来后，修了森林窄轨铁路，从山河镇直接修到林场，你看地图上很多地名叫八十六农场，八十八农场，九十三农场，就是指从山河屯火车站到这里的距离。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这条森林小火车，那是连接山外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
行李：“桃花水”这名字太好了，是指三月桃花盛开时，河水解冻么？
于广义：每年3月25日，快到春分前后，山上的雪还有一米多厚，然后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雪在几天之内迅速融化下来，这叫桃花水，这里没有桃，但很向往，就像北欧人，冬天有那么一两个月看不着太阳，当春天来临，太阳远远的在南方出现时，那是它们盛大的节日。那时冬天真是太漫长了，大雪总是下个没完没了，天和地像是被冻在了一起。有时雪刚有点融化，结果又一场大雪。我小时候每到三月就跑到向阳坡去，扒开积雪看草根，哎呦，你什么时候能绿啊！后来拍纪录片的时候，为了工作方便，在村里盖了一个小房子，跟我爱人在屋子的塑料盆里弄点土，弄几棵葱栽里头，放炕头上，长得特别快。外面满天风雪，看着那盆绿油油的大葱，幻想着春天来了。
行李：那时南方人正在一阵紧一阵的盼着下雪呢，中国南北两端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于广义：冬天雪能下到一米厚，太漫长，太难熬了，每年十月中旬开始进入冬季，到了第二年五·一还在下最后一场大雪，最冷的时候有零下三十多度，下午三点多天就黑了，一个男人，一年要喝三百多斤白酒，没这么多白酒他活不了。夜里还经常停电，一觉醒来，会发现前一晚夜里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警察来了，交不了差，村长会出面，说这个不怨他们，这是神附体了或者狐仙附体了、黄仙（黄鼠狼）附体了，然后请萨满跳神。
行李：这样的冬天，人会很容易自杀、抑郁，东北喝酒，会把自杀和抑郁的比例降下来吗？当然这种地方也容易出大师。
于广义：自杀一部分，喝坏一部分，剩下那部分再不成点事还怎么得了（笑）。寒冷和蛮荒也形成我性格里的一种气质，虽然那个寒冷谁都不愿意待。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人类大部分生活在地球的北半部，而像黑龙江这样，冰天雪地，地处北纬45°以北的地方，是被人类忽略的。北欧、北美也在高纬度，但那是高福利的富裕国家，西伯利亚虽然更北，但人口密度小，而黑龙江，还在冰天雪地中谋生，恰恰我就生活在这里，应该把它呈现出来。那种寒冷状态下，人的劲儿是不一样的。冬天冷，脸冻成紫红色，走路也非常快，没有废话，他会把语言都精简到一定程度，有时候甚至没有语言，在路上碰到熟人，最多相互瞅一眼就过去了。
行李：但这种地方的人都擅长讲故事，冬天那么漫长，大家是不是很多群体活动，常聚在一起聊天？
于广义：我就是听着山里的故事长大的。那时人们必须聊天，必须集中在一起，不然活不了。为什么东北人幽默、善于表达？你想，漫长的冬季，地广人稀，不像上海、北京，人和人之间备加戒备，在东北，你赶个马爬犁，一天都碰不上一个人，见到人那就是朋友了，心和心之间没有戒备，只有拧成一股绳面对这样残酷的自然环境。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家家围着火炉讲故事，看谁家故事讲得好。
说一个好玩的事，前几年我拍纪录片，有一个林场，最早的时候有80多户人家，最后剩下5户。林场路边有一棵木头，当年伐掉，抬不动就扔在那儿，那个木头有四米长，五六十公分粗，烂成粪也属于国家的，你不能弄家里去，人闲着没事就拿那个当老年活动中心了，都坐那儿聊天，把木头磨得锃亮。村里有两个老人，每天坐在那儿聊天，抽烟，聊聊，聊急眼了就干仗，中午干完仗，睡一觉，下午他俩又出现了，保持点距离，四米长，你坐这头，他坐那头，中间剩下不足三米，互相瞅一眼，那个老头急眼了，说你别他妈以为我得意你（就是喜欢你），都他妈走光了，没人了，给我根烟，陪我唠嗑。那人给他一根烟，俩人又好了，好完不几天还得干。我想一两百年前，东北人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很冷，很孤独。
行李：寒冷使东北人幽默，俄罗斯的冬天也漫长，可俄罗斯人都很悲怆。
于广义：现在的东北人，主要来源于山东、河北、中原一带，地广人稀，环境又那么恶劣，人在艰苦的生活中总要寻找一点快乐了。所以东北人还喜欢自嘲，把这些年收集到的一些丢人现眼的事，全用在自己身上，喝酒的时候跟大伙讲，知道嘛，最近我嫖娼被抓了，逗大伙一乐，他觉得非常开心，大伙也都知道他是瞎扯淡。
行李：而且寒冷的冬天，和外面的风雪相伴的，是屋里的火炉，那种两重天的差异感也很迷人。
于广义：所以我过去的纪录片里，一直出现炉火、蜡烛，外面满天风雪，屋里烟熏火燎，那个感觉才是生活，才是日子。小时候我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我妈在做饭，我蹲在灶坑门口烧山核桃，山里核桃特别多，上山随便背。用菜刀把核桃劈开，用锥子抠出来吃，看着炉火，木柴烧得噼里啪啦响，闻着柈子那股苦唧唧、潮呼呼的味儿，伴着烧核桃的香味，我妈在做饭，狗在叫，我爸下班了……
行李：你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场景？全是木头房子吗？
于广义：对，高脊、长檐、陡坡。早年，山里的木头有的是，房子全用圆木磊成，为了保暧，在圆木外面用黄泥拌上草，厚厚的抹一层。每户人家的房山头立着两个大烟囱，烟囱是用整根的空筒圆木做成，圆木筒有水缸那么粗，立在那里比房脊高一点，底部用石头或红砖码上，木筒和红砖的连接处也抹上厚厚的黄泥。屋顶的草如果是晒好的，上面会长一层青苔，十几年都不用再动，也不漏雨，冬暖夏凉，我还画过一张版画。
每家都是三间房，中间进屋是厨房，一面一个大锅台，进了屋，一间房子半间炕。太阳下山时，各家开始做饭，烟囱里冒出的烟随着风变换着方向。山里人用松明引火，开始木筒烟囱里冒出的烟是黑色的，不一会儿变白，最后变成了一股看不见的热气。每到这时，全林场笼罩在一片暧哄哄的紫灰色幕色中，空气中飘着一股烧木头柈子的味道，有一点像山里老人抽的旱烟袋。
行李：邻居间隔得远么？
于广义：很近，房子坐北朝南，一家挨一家，一排一排的，南北隔四五十米，每家有一片小菜园。林场几百户住在一起，就像一个村子。
行李：停止伐木后这十多年， 林场变化剧烈吧？
于广义：非常大，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在森林伐木，用当地话讲，那是石匠打他儿子，石打石招，石匠是非常实在的，工种决定了人的性格，林业部门也是这样的性格，当伐木结束，搞起旅游来，每天面对的就是接待游客，懂得钱的作用，学会讨价还价，眼神也就不一样了。
▲黑龙江省48个国有林业局，总计数百个林场，几十万伐木工人，伐木时期，他们大雁一样从各个角落涌来东北，又在禁伐时代黯然离场，只有这一部纪录片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不至于使这千万个生命像流沙一样来去无踪。
于广义这样阐述《木帮》的故事：
【我从小生长在黑龙江林区，《木帮》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小时候放学后，我们常去老伐木工人住的大棚玩，那里两铺大炕，住着好多个老光棍，他们大多是早年闯关东来林区的伐木工人，他们光着腚，披个被，讲述着满洲国时期山里那一个个神叨叨的故事，这些成了我那时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和校外辅导。
离开家乡快二十年了，2004年冬天我回到那里，走进木帮，和他们同吃同住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的一切深深地感染着我，拍摄中时常使我泪流满面，仿佛走进了一个时间隧道，老伐木人当年讲述的一幕幕又回到了现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为了生存还要如此艰辛，这就是我的家乡吗？于是走近他们，真实的纪录他们，成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我有幸和木帮一同度过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见证和记录了他们一段真实的生活，当我全部拍摄完成，下山时已是2005年初夏，在这喧闹的城市，后期剪辑又用了整一年的时间，每天整理着大量的素材带，感受着现实生活中的木帮和街上时尚的男女、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现代的工业文明，砍伐中的森林和窗外飘过的沙尘暴。这些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吧！】
2.
行李：在很多人的偏见里，以为东北男人都心思粗，大男子主义，刚才听你讲起林场这些细节，觉得你挺多愁善感的。
于广义：有点，前几天我去长春参加一个战友会——我当过三年兵，这个经历很少说。在林场待到十八岁，从未出过门，山里太寂寞，偶尔有一架飞机从空中飞过，总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1978年12月，终于有机会走出大山去当兵，第一次坐上火车，结果两天一夜，给我拉到内蒙乌兰浩特科右前旗，中蒙边境大山沟，比家乡的山沟还要大，真是跟我开了一个国际玩笑。那时中国南边打越南，北边防备苏联，我刚满18周岁就扔在边防线上，对面就是苏军，他们机械化程度非常高，我们压力非常大，在那儿待了三年，打山洞、挖战壕、盖营房、垒大墙、救山火，想不到的活儿都干过。1881年复员回来，到今年正好38年，头一次跟这些战友们相聚，有一个战友说我当年一吃高粱米饭就哭，像女生。
行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林场工作的？具体做什么工作？查资料时，看到你在中国美院学版画，上次联系，又说住在杭州，以为你就是“全职艺术家”，没想到还在林场工作过。
于广义：艺术也是吃饱喝足了，打个饱嗝，没事干的时候才玩这个东西，当理想和生活有矛盾的时候，我肯定首先蜇伏于生活，把生活弄好。1981年复员，1982年就回到林场上班，做检尺，木材从山上运下来，统计一下他们的工作量，一直干到1986年来大庆，四五年时间。那几年很痛苦，身边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都在画画。那时素描都不会，就是画速写，狗窝、草垛、猪圈、草房子、电线杆子，全林场都让我画遍了，后来又去哈尔滨学画画，林场的人说我精神病，当兵回来有工作，还上什么学！我的战友，孩子都快上小学了，我连对象都没有。
行李：画画的喜好是怎么来的？
于广义：小时候就喜欢，我爸没事愿意临摹东西，造型能力特别强，虽然没受过训练，但有那个天分，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心里想什么能画出来，但那个地方没人教我美术，整个教育都很落后——
行李：上学就是在林场内部的子弟学校？
于广义：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我中间还多上了一年，整整十年，就在那个小林场的子弟学校里，一长排大草房子，每个年级一间屋子，一共九间屋子排过去，一年级的时候在第一间屋，到第九年的时候排到最后一间屋，再往前面排就是一条小河沟和一个大茅坑，没地方排了我就毕业了。那个教育真是没办法！
后来哈尔滨学画的时候，高考刚恢复没几年，有高考补习班，我去蹭课听，正是讲世界历史部分，那个感受真是太深了，比当时刘兰芳讲《岳飞传》的评书都要好，我说学习不好不怨我，林场的教育太落后了，山上抬大木头的伐木工人，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就弄来教我们，满口山东话。
幸好我爸那时每年都花三块多钱订一份《参考消息》，这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说一点真话的报纸，我爸拿着《参考消息》对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对我讲，这个世界一周前又发生了什么，因为报纸从出版到林场要一周的时间。从那天起，那个小林场就装不下我了。我经常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是生在一楼，但灵魂始终在空中飞翔。
行李：林场里一头困兽。
于广义：1984年，《小李子》中那个老韩，他是我战友，给我拿来三本文学杂志，《作品与争鸣》，上面连载着路遥的小说《人生》，写高加林在高家村，向往着城市的生活，急切地想走出去，我连读了两遍，说这哪是写高加林，说的就是我于广义，但高加林羡慕的是县城，我天生心气高，第一次走进县城是1978年12月，当兵出发前，在五常县和山河镇待了五天，当时我就想，要去我就去哈尔滨以上的城市，这种县城我不喜欢，满街都是大马车，偶尔有一辆挺大轱辘的生产队公社的拖拉机，土惺惺的，住在大车店里，门口有几口酸菜缸的臭味，马车老板在那儿戳脚丫子，那股旱烟袋的味道！门口拴着几头驴在叫，街头全是马粪。他们丢掉了山里人那种纯朴，又不具备城市的文明，那是一个灰色地带。那时我才18岁，当时想，要么我就去大城市，我喜欢文化，小城市没文化，如果走不出去，不如就在我家的林场，至少还保留一种纯朴。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爱人，是她让我来到大庆，因为都是国有企业（我在林场，她在大庆油田），借两地生活关系，从林业局调到大庆油田，命运改变了。大庆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石油基地城市，待遇特别好。感受最深的是，刚来时正是夏天，住在我姐家，单位分西瓜，一分一麻袋，在我老家，一夏天吃几个西瓜都是有数的。到秋天分苹果，比老家买的土豆都多，上百斤苹果堆着。
行李：没想到纪录片又把你重新带回林场。
于广义：在林场工作的五六年，一天都没有安心过，天天想的是如何改变命运，如何走出大山。那样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渴望，又得不到。我常想，假如我生长在一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会是另一种人生。后来拍纪录片才知道，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这样一个寒冷和封闭的状态，它仍然是一种资源，从另外的方向激励我成长，正是那种封闭、落后和寒冷，让我完成了四部纪录影片。
以前林场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大家问，你长大去哪儿？我去镇里。我去五常。然后问广义，你去哪儿？我不敢说，我一说，他们以为在吹牛，得揍我。但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干一件十分牛逼的事，是什么事我不知道。后来我多次坐上飞向欧洲的飞机时，从内蒙进入外蒙，然后进入西伯利亚，一路向西飞，追赶不落的太阳，终于落在欧洲，稀里糊涂又到了领奖台，拿到奖又飞回来。我那时经常在流泪，原来想的就是这件事，好像在我爸那张世界地图上飞似的。童年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行李：是纪录片把你带到了世界各地。
于广义：是，站在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拿了一个又一个奖。每次去电影节，那一两天的日子觉得很不真实，拿完奖回宾馆住一宿，第二天又回到现实。
行李：纪录片是怎么开始的？你本来已经来到了生活条件好很多的大庆。
于广义：2004年，老家来了一个同学，说国家天然林保护，今年是最后一年伐木。我马上坐火车到北京，去中关村买机器。那时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影，不知道什么叫纪录片，我也很少看电影，卖机器的人只教会我充电、开机、关机，然后就开始拍。开机前正是冬天，12月，父母都去世了，他们的坟都在山上，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我跪在父母坟头说，“爸，妈，我回来了，回来拍电影了，保佑我把事办好办成，过年我给你们送钱来。”这就是我的开机仪式。
在山里拍的时候，都不知道在拍些什么，拍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就觉得应该这么去弄，完全凭一种直觉，但就是这样一种情感和直觉，让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木帮》、《小李子》、《光棍》和《跳大神》四部纪录片。
行李：但已经离开这么多年再回去，你的眼光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于广义：我1986年来大庆，2004年回去，离开家乡18年，当时做梦都想逃离的一个地方，今天又回来了，拿一台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而林场的生活仍然那个样子，18年的变化都不大，人们为了生存，仍然像牛马一样挣扎，那种感觉熟悉又陌生，亲切又伤感。但之前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感，始终要找一个出口，不然会憋疯的，通过纪录片，把这十几年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且运气好，赶在一切都在消失前，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拍完《木帮》，百年伐木的历史就算结束了，现在黑龙江再伐一棵树就是违法。等我拍完《小李子》，持续了几千年的狩猎生活，这时已经变成偷猎。然后又拍了一部《光棍》，伐木结束以后，当地经济来源少了，女人都进城了，一个小山村600多户人家，50多个光棍。我说的这个光棍，年龄都在50岁以下，什么毛病都没有，还能干活，人也纯朴，就是娶不上媳妇。后来又拍《跳大神》，这样一个古老的萨满习俗，在冻土地上还有顽强的生命力。还没剪辑完，影片中的一号人物也去世了……
行李：你获的第一个奖是什么奖？
于广义：我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是韩国首尔国际电影节，那时秋石刚高考完，还没填志愿，我都不愿意去。我爱人坚持让我去，也不知道会获奖，就是去看看。电影结束，要颁奖的时候，我们坐在第一排，但那会儿所有翻译都撤走了，我英语基本一句不懂，韩语也不懂，后来似乎听到了我的名字，我想这个不能乱上，万一没有你，上去咋下来？太磕碜了。越喊我的名字，我越往下藏，然后掌声响起来，最后确定是我，这就上去了，先给我一个奖杯，一束花，然后又给我一个奖杯，又一束花儿，是铜质奖杯，一个得有六斤重，我把花放地下，两手拿俩奖杯。这时翻译突然出现了，说于导演请你对观众讲几句，讲啥我也不知道，就实话实说，那个话筒杆特别矮，我把话筒举起来说“非常抱歉，我听不懂英语，也不懂韩语，我不知道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感觉到今天应该是一个好日子，用中国人的话说，大家同喜同贺，欢迎你们去黑龙江，欢迎去我的家乡长白山，我将像迎接贵宾一般迎接你们，请你们喝最好的中国酒，感谢评委，感谢电影节，我估计我是获奖了。”
完事了，开始签名，韩国人很有秩序，一下排出去四十多人，我说我获一个四等奖五等奖有什么值得签的？那一年中国导演去了五六个，他们说老于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是两个大奖，最佳导演奖和评委会大奖。我说有奖金吗？当时只想着怎么收回成本，拍《木帮》花了十六七万，正好，这俩奖金和成本平了。
行李：看过你那十年高密度的获奖履历，感觉像有神眷顾的十年。
于广义：《木帮》还没等剪完，《小李子》就拍完了，后来这部纪录片拿了11个国际奖项。贾樟柯是第二届韩国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他后来多次在采访中提到《小李子》，大意是，“于广义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没有电的情况下，仅凭一根蜡烛和一把手电筒，一台数码摄像机，挑战了电影技术的极限，让我们这些从事电影多年工作的人应该有所反思，电影有许多种可能性。”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可以给你默画一张世界地图，告诉你每个国家在哪儿，它的资源、经济状况，而且日语非常好。他还喜欢讲满洲国的历史，有一些是民间野史，更多的是他从历史资料中看到的，比如满清灭亡以后，溥仪在宫里十几年，后来被冯玉祥赶出宫，蜗居在天津一个小旅店，最后被日本人接到长春……史料读多了，最后变成自己的版本，给别人讲的时候，好像他就坐在溥仪身边一样。他又讲16岁去长春上学，穿一双大草鞋，在向阳山穿草鞋还可以，到了长春穿那个鞋就——，他经常坐在电车里，看着大楼门口站岗的关东军士兵，穿着呢子大衣、皮鞋、东洋鼠的帽子，他经常说“东洋鼠的帽子”，可能就类似于东北的一种飞鼠，比猫要小，我想他心中肯定很感慨，“你们咋穿得这么好，我们像牛马一样这么干，冬天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他每次讲到这儿就不再往下讲，心里一定很酸楚。在长春上学时，刚安顿下来，日本投降了，铁路也扒了，坐一段火车走一段，坐一段火车走一段，从长春倒了好几天才回到向阳山。所以我做纪录片，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记忆和视觉，这里有我父母和爷爷，我们三代人的记忆。
行李：现在拍完纪录片再回山里，心境和以前大不一样吧？
于广义：每次回到山里，见到影片中的人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有时候会流泪，一再问人家生活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后来我们给《木帮》里的哑巴买助听器，给《小李子》里的小李子买养老保险，给《光棍》里的光棍买彩电，帮他找媳妇。这些生命的个体，因为走进你的作品中，就变成亲人了。
还有一点，虽然家乡冬季寒冷，但夏天的时候，好像大自然用最大的热情补偿一个冬天的寒冷，让所有生命在短暂的夏天疯狂生长，迅速完成生命的过程，如果用镐刨开松软的黑土，会看到土壤里各种生灵，蚂蚁、蜗牛、蚯蚓，只要肯出力，那真是万宝山，中草药材什么都有。我每次回到家都要刨几镐泥土，真是种什么长什么，插个木棍都发芽。山里人也终于从冬天走过来了，连样子都不一样，好像比冬天年轻好几岁似的。我非常感恩家乡的土地，不仅养育我们这个家族，在山东闹饥荒吃不上饭的时候，无数灾民涌入那片深山老林里，让他们得以生息繁衍。
▲在中国长白山深处，猎人女人流浪汉两条狗还有一只猫，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住在一个废弃林场的破房子中，周围几十里内只有这一户人家，他们靠冬天狩猎夏天放羊为生。长白山林区历经百年砍伐，现在已无树可采，以此为生的人们大多数下岗失业。猎人原来是林业局职工，下岗后过起了现在的生活，流浪汉下岗后投奔猎人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从此在这寂静的山谷中，有了人间的烟火和流浪汉的歌声。政府在他们住的山下修建了一个水库供哈尔滨饮用水，要求他们搬迁。冬天里他们住的破房子被扒掉了一半，一家人在风雪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快过年了因偷猎被官方追查，来人搜走他们这个冬天捕获的所有猎物。猎人逃走了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女人回了娘家。山里的雪越下越大流浪汉好听的歌声再一次在山谷中响起……《小李子》为于广义带来11项大奖，为每一个观众带来永生难忘的记忆，在这里，“永生难忘”不是一个夸张的、文艺化的说法，是切肤的身体感受。
3.
行李：你们讲话，带着北方的幽默，还带着北方的诗意，有很多北方甚至是东北独有的气息。
于广义：说实话，今年在南方半年多，我已经把这套武功忽略掉了。这次回来，对这块土地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回来那天我们也是飞到哈尔滨，再坐机场大巴回大庆，司机50多岁，我上了车觉得闷，说师傅能开空调吗？他冒出一句：你家做饭，生米下到锅里也不是马上就能吃，不是需要暖锅嘛！他的意思我正在预热，我说你说话太有力量了，“工人阶级能没有力量吗？！”一下觉得接上地气儿了，这个语言真是太好了。昨天请一个亲戚来我家，因为最近在写剧本，也在收集民间故事，她一口气讲四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我们说什么。我准备拍剧情片的时候把她请到现场来，每天跟大伙吃住在一起，作为东北语言的指导，就像标本一样。
行李：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吗？
于广义：自己的故事。她50岁，经历很丰富，离婚后又找了一男人，比她大12岁，她总嫌弃男人脏，要求他每天换裤衩，早上发现没换，就拿个棍子要揍丈夫。有一天发现俩裤衩都没了，哪去了？她丈夫也说不清，到晚上才发现，被他媳妇儿吓得，俩裤衩都套在里边了。
又讲她家有一只母猫，到了春天发情，从她家的窗户能爬到公共阳台上，引来十几只公猫，她怕她家母猫吃亏，说我们家母猫还是处女呢，就买了一把仿真枪，塑料子弹能打出去几十米，天天站那儿保护她家那只母猫。这个女人很厉害，后来上班的时候也背着那支枪，像真枪一样，全单位人吓坏了，跟她有仇的领导门窗紧闭不敢出屋，她拎着枪站在大院里骂以前在背后欺负过她的人，说过她坏话的人全吓傻了。
行李：你们的故事都很生猛，故事里的人充满了生命力，生机勃勃。
于广义：我经常觉得，在东北，魔幻现实主义是真正存在的，在我童年记忆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事，后来才知道拉丁美洲有马尔克斯这样的文学方向。
小时候，我老家那个地方，大雪封山，一下好几天，门都推不开，一个大广播喇叭，每天三遍广播。邻居家三大爷的女儿每天扯着她那个公鸭嗓子，“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那个声音更多是给伐木工人提醒，你该起床了，家属该起来做饭了，通勤车再有一个小时就要发了，然后放样板戏，多是《智取威虎山》一类的故事。
有年冬天，三大爷女儿一喊完“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防火旗杆下不知道从哪儿钻出一条大黄狗，抱着电线杆子嚎叫，比狼嚎还难听。时间长了，人们觉得不正常，这个三大爷急眼了，拿大棒子天天追这条狗，要跟这狗拼命，他一出现狗就跑，他一走狗就来，那时他已经50岁了，追不上狗。这时有一个疯子说，看来要出大事了，别人说林彪都摔死了，还有什么大事比这大？那正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然后到了冬天，又到了伐木季节，山上砸死两个伐木工人。
还有一个故事。我家邻居，有一户姓刘，跟我在一起玩的叫刘三，比我小一岁。突然有一天说他爷要回来，他妈老来我家说，老公公要回来可咋整，他一回来，我姑娘入团、儿子当兵，都受影响。最后她说了实话，1945年日本人投降，到1947年这段时间，土匪到处都是。这个老刘头子那时候是土匪，东北叫扎孤丁，专门带把刀或者拿棒子，两三个人一伙，白天踩好点儿，夜晚进入人家里抢劫。有一天他们相中了一户人家，丈夫身体不好，家里多少有点钱财——土匪那时候选择人家，大户人家有院墙不敢进，有枪的不敢进，太穷的没东西可抢，这家日子过得还算舒服。半夜，三个人敲门，门开了，一进屋，把男人绑上，告诉女人把门从里面别上，窗户用被子捂上，让抱柴火点火，女人以为要吃饭，“多大点事，不就是做饭嘛，绑他干啥，还挡窗户帘。“柴火点着了，接着他们把锅给端下来了，女人一看，坏了，火塘的火开始冒烟，把那个男人放到锅沿上熏，熏一会儿，金镯子、银镏子，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乖乖放在炕沿上。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脸上要提前抹上锅底黑，内行根据锅底黑能断定这个人的远近，如果抹得一眨眼直掉渣子，说明抹得很厚，那肯定是附近人，进屋也很少说话，打手势，怕一开口就能听出口音。如果抹得很薄，这就是远道来的，他不怕你，你也认不出来。那个女人好像正是怀孕期间，抢完东西，还把她给给打流产了。
这事过去十七八年，到了1960年代，老刘头子去市场卖猪仔，被这两口子发现，一个人盯着他，一个去乡政府报官，来警察就把他拿了，一判十几年，到我记事才放出来。
那时林场下大雪的时候也没人扫雪，扫不起，就是靠人踩、猪踩、狗踩，踩下一尺多宽的一条小道，正常来讲，都是年轻人为老年人让路，小孩为大人让路，男人为女人让路，因为走不了两个人。一看，邻居土匪回来了，我们都特别害怕，全给他让路，结果他比你让得还早，站在雪里，你不走他都不动，很懂规矩的老头子。东北人讲，抬头老婆低头汉，他完全是低头，穿着扎趟棉袄，上面印着几个字，什么字儿忘了，像国有企业职工的扎趟棉袄，是劳改队的。
后来老刘头住到工棚里，住在一起的还有个老盲流，老盲流总偷他酒喝。有一天家里杀猪了，老刘头拿了一饭盒肉和一瓶酒请老盲流吃。老盲流那时也50多岁，都是六十年代闯关东到了林区，1962年到1965年期间下放，当时招收工人超标，人太多，开始往回撵，遣送回原籍，结果他一直没走，滞留在林区，被称为盲流。老刘头子拿吃的喝的，老盲流说什么也不喝酒，只吃菜，老刘头说，你平时竟偷我酒喝，今天怎么不喝酒了？他说我今天晚上有好事。老刘头说，你一个老盲流子能有啥好事？老盲流说，你自己喝。老刘头说，我今晚也有好事。老盲流说，那咱俩都说说是什么好事。老盲流说你先说，老土匪说你先说。土匪就是厉害，最后老盲流先说，“隔壁朱盲流让执勤民兵给抓走了，遣送回山东，今天刚走，他媳妇约好了，让我上她家去住一宿。”这个老张头啥也不说，开始翻他那个箱子，老盲流以为他里面还有什么吃的东西，结果从里面拽出这么长一把刺刀，一上炕就把老盲流骑那，对着他脖子，“咱俩想的是一个好事。”
那时外地流动人员叫盲流，每年定期往回遣送，遣送人员到山东只是送到县里，由县里再往村里遣返。有时这个遣返的人还没等回到林场，被遣送的这个人已经先回来了。朱盲流被抓走了，丈夫不在家，为了生活，她会勾引很多老光棍，给她买点什么，或者帮她干点活，结果这两个老头子想到了同一件事。第二天，老盲流向林场公安员报告情况，说老土匪要杀他，然后召开林场批判大会，三个人站在前面，执勤民兵让他们讲搞破鞋的细节。大伙听高兴了，批判会变成了说书大会，让他们坐下讲，有人专门负责给他们卷烟，有人拎来一桶带着冰碴儿的凉水，大伙拿着饭碗抢着喝，一桶水立马就喝光了……
行李：林场这些故事里，好像主角都是“盲流”。
于广义：六十年代初，山东闹大饥荒，黑龙江林区借机招兵买马，在林业局院子里，每天围着几百人等着报名当林业工人，报名前，每一百人一伙，在院子里列队上街，让你使劲儿跑，然后再跑回来。不到一小时，年老体弱腿脚不利索的就丢在了后面，这时大门一关，先跑进院子的坐上森林小火车上山伐木。
人们穿着家织布的棉袄，背着简单的行囊，怀里揣着故乡的泥土走进这片大山，家乡带来的泥土倒进水缸，用棍子搅拌一下，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山东盲流”， 那会儿人多，也记不准谁的姓名，只在前边再加上一个姓，“张盲流”，“李盲流”，“丁盲流”。
九十年代初期，他们带着儿孙陆续回到山东，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问张三干什么去了？说回关里家了。李四去哪儿了？也回关里了。到现在仍然还用“关里”、“关外”这样闯关东时期留下的名词，那真是“闯”，穿那种最粗糙的布做的棉袄，弄一个蓝印花布的行李卷，绳子一捆，弄根棍子一挑，这就闯关东了。那是离历史最近的地方，老一辈到现在还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
老一辈伐木工人的故事太多了，七八十年代初期，林场的工棚里有很多满洲国时期过来的伐木工人，老光棍，最后结局都非常凄惨。
行李：你拍《光棍》，其实是很社会学的现象。
于广义：有社会学的意义，至于怎么产生的，我没有深究，那个不是我能说清楚的，只是说这样一个好玩的事，说是好玩，但让人笑不起来，想哭，哭中又带笑。
有些伐木工人进入深山老林，一辈子都没娶上媳妇，冬天伐木，夏天逛窑子，有的就住在窑子里，这一夏天，钱都让人家骗光，冬天再伐木。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劳作一辈子，就为吃饭，为女人，最后什么都没有，连名字都没了，只叫某某盲流。等干不动了，岁数也大了，没人养，就住在工棚里，工棚免费住。到了冬天，外面零下二三十度，屋里非常暖和，他们光着膀子躺在那儿，用棍子插着玉米芯儿挠背上的痒痒，那时林场用电不花钱，棚上挂着200度的灯泡，上面结满苍蝇屎，屋地都是土地，年头多了，天天扫，地面扫得比外面的地面低出一尺，一进屋就像下菜窖一样，咕咚一下掉进里面。因为地面下沉，炕显得高了，小孩儿爬不上去。我们一进屋，这些老光棍就抢着给你讲故事，“别听他瞎说，他会讲啥，过来，给你讲点尖端的……”他们喜欢给小孩讲故事，那能给他带来快乐。
▲当林区里可砍伐的树木越老越少，山上的女人也越来越少，光棍越来越多。在于广义那些关于“盲流”的故事里，主人公大多是光棍。他们的故事荒诞，幽默，使人喷饭、捧腹，但每次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
4.
行李：在大庆三十多年，一直在油田工作吗？
于广义：在油田从1986年工作到1991年，中间去中国美院进修版画，回来后，父亲从老家来大庆，突然发现得了癌症，发现时就是晚期，根本没办法，半年就去世了。我原来很清高，甚至视金钱如粪土，但那一年体会太深了，一下就明白了人生。当时想的就是，对不起父亲，我还有母亲，还有女儿，得尽最大力量让她们有尊严的活着，那时什么都放下了，父亲去世后的下半年，我就办停薪留职，开始自己出来做了一家装修公司。
行李：千辛万苦才离开林场来到油田，没干几年就离职了。
于广义：我就是不安分的人，始终灵魂在空中翱翔。停薪留职期间，还每年给单位交3000块钱，过了几年就直接买断了工龄，我是第一批买断的，买断时单位说给我十万块钱，我说不用给我十万，别让我交钱就行了。但我运气好，做装修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短缺，我为人好，很真诚，不愿占人便宜，能挣十块钱的时候我让两三块做人情，所以路越走越宽。
行李：然而，你却不久就去拍纪录片了……
于广义：那时版画也做够了，搞装修呢，做了那么些年，大活儿捞不着，小活儿不愿干，最后天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楼上有一个老头子，刚60岁，也天天躺在沙发上，有一天突发脑梗，我爱人给我换了一个皮沙发，仍然躺着。然后就是我那个老家的同学来大庆，告诉我最后一年伐木，虽然很快就去买了机器回来，但有点犹豫，我太知道冬天上山意味着什么了，太艰苦了，离开林区已经18年，在城市里，虽然那时房子没有这么大，但屋里是暖和的，天天可以洗澡，想吃啥吃啥，挺舒服。我爱人和女儿一再支持、鼓励和要挟我，我爱人给我很多朋友打电话，说我要上山拍纪录片，大伙都在问，老于你啥时候走啊？我说你们就逼吧，还不走。最后我爱人说，我可不养闲人。2004年12月10日，我上山了，三个多月，跟伐木工人住在窝棚里，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木帮》，然后一口气拍了四部。
行李：小时候那么喜欢画画，为什么画画没有成为你安身立命的东西？
于广义：我毕竟半路出家，绘画讲究基本功，小时候基础教育不够，造型能力也弱，知道自己累死也画不出啥来，也没必要用太多时间证明我只会干一件事，做版画，证明我行，马上转行做装修，做完装修觉得差不多了，又拍纪录片，拍了十几年，觉得也行了，就转行做剧情片。
行李：果然是不安分的灵魂。
于广义：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我母亲从我记事就在讲，在她快去世时仍然在讲，她说我三岁的时候，在大兴安岭街头，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会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说完这老头就没了。我妈也许是用一个善意的谎言鼓励我，我就始终记着，我不是鸡鸣狗盗那种平庸之辈，常人会的东西我都不会，到现在银行卡都不会用，但常人不具备的能力我肯定有。
在国有企业工作那些年，他们有他们的规则，我都能遵守，但就像上了一条船，从上船那天起我就琢磨，我不可能跟你们这条船走到最后，借他们的机会，我要悄悄制造自己的小船。而且自己造了一条船下水后，可能还要不断更新我这条船，证明自己另外一种能力。人的潜力真是很大，你不去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每隔几年我就要做一个调整。不论男人、女人，也没啥下辈子，就这辈子条件允许的时候折腾吧，不想活那么平庸。
行李：做剧情片，是想突破自己，还是有很多东西纪录片不能表达？
于广义：都有，还是有话想说，我是一个爱表达的人。刚刚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电影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停下太可惜。还是说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增加一些纪录片中无法实现的想法。拍纪录片这十几年期间意外的收获是，听到和看到许多好玩的故事，稀奇古怪的事，没法用纪录片拍摄，只能换一种方式，做成剧情片。
这回战友聚会，有一个在我走后一个月才入伍的兵跟我讲，老班长你走以后部队就不一样了，班长带着我们上村里偷狗。那一年，大家经常在熄灯后摸着黑坐在马扎上吃狗肉，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听到啃骨头的声音，凭气味，感觉到班长和副班长在喝酒，新兵没资格喝酒。一个走廊有六个班，班长让我们每个班送一碗，防止他们告密。偷到第八条狗的时候，胆子也大了，吊到门框上正扒皮，我们的孃营长出现了，你还记得孃营长吗？我说记得，他姓陈，是一个四川人，每次说“啊”都说成“孃”。孃营长从窗台前过来，转一圈，进了屋，这吓坏了，赶紧从门框上把狗塞到床铺底下，上面是床头柜，底下有空隙，赶紧又弄两个马扎，我们坐马扎挡住，但营长进来，按照部队规矩，首长进屋都得立正，一立正就担心脚底下被他看见，好在他没看着。但他突然发现门框底下滴血，问这血哪儿来的。班长说他鼻子出的血。营长说鼻子能出这么多血？转一圈走了。这几个小子都是十八九岁，脑子没首长聪明，把狗又挂上了，正扒着皮，营长杀回马枪，摁那了，五个人全禁闭，挨个审讯，谁干的、怎么干的，一审，审出这是第八条，营长也害怕了，破坏军民关系……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如果我在现场，我可能会想到那是我们连长的血，因为他总骂我，我在潜意识中把连长杀了（笑）。我喜欢这样荒诞又现实的东西，纪录片是真实的，但比真实更好玩的，我觉得应该是荒诞现实。
行李：你几次提到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喜剧，是觉得这很东北么？
于广义：这在东北的现实里就存在。小时候，每到冬天就满天风雪，那时没电影，也没电视，林场唯一的大广播喇叭上播着《智取威虎山》的锣鼓家伙，所有林场的人，酒鬼、疯子、上山伐木的工人，他们都踩着锣鼓家伙的鼓点出来了，如果停电了，广播不响，大家会停下来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走了。这场景本身就很魔幻。东北人身上有一种鲜活生猛的性格，重情重义，豁达幽默。朋友一起下饭店，为了抢买单打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为了抢着付医药费继续干，这就是可爱的东北人。
行李：片子里的故事有原型么？
于广义：有，也是东北的。片子仍然是讲述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故事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影子，包括他们的语言方式，习惯动作，耍酒疯的状态。我有十几年拍纪录片的经历，希望把这部剧情片做成一部有质感的、面向更多观众的黑色荒诞喜剧。
行李：场景会从林场转移到大庆来么？
于广义：在大庆。对山河屯，就像抗麻袋的工人，干完活躺着，疲倦得说不出来，所有感受都用在四部纪录片里了。而大庆承载着我半个人生的经历，我感恩这座城市，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和生活，需要来拍一拍了，虽然它太大，不像我的家乡，好像都在我的了解中，在大庆，对门是谁都搞不清楚，就像一个舞台，没有真正的主人。我喜欢走在大庆的路上，前面“轰……”一声，经过一辆很夸张的油田的特种设备，那种重型卡车，几十吨重，压着路面，震得地都响，铺天盖地地从镜头中压过，荡起一路黄尘。车一过，路上悠闲的走过一群驴，一个放驴人，走路外八字，发出那种人听不懂的吆喝驴的声音。这驴代表过去的游牧文化，这里曾经是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人杜尔伯特部落的领地。
▲《跳大神》是在神秘的萨满背后，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神与神之间，一段生猛离奇的故事。于广义用九年时间完成，“当地村民我大多都认识，二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共有十个大神。漫长的冬季，天和地像是冻在了一起。猫冬的农民每天只吃两顿饭，人闲下来常闹病，跳大神便成了他们冬日里最重要的营生。现实中无助无奈的大神二神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自信，也为乡邻带来心灵的慰藉。一把驴皮鼓伴着老人的逝去和小孩的成长，古老的仪式使人们仿佛回到了祖先生活的时代，不断响起的手机铃声又把我们唤回到现实。我关心的是，在古老习俗的伴随下，人到底是怎样的活着？”
仍然在东北这片土地上，从大雪封门的林区来到平原上的工业城市大庆，从纪录片来到剧情片，于广义会讲出怎样的新故事呢？翘首以待。
采访：Daisy
照片提供：于广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