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义:要说魔幻现实主义,拉美也许输于东北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大庆在广袤的松嫩平原上展开,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地平线,虽然高楼林立,但高楼和高楼之间,是远比高楼宽阔的空地,在高楼之外,还有号称“百湖”的大大小小的水泡子。这是一个单看外形,没有历史沉淀,也没有历史负担的城市,像个尚在青春期的年轻人,从哈尔滨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甚至是愉悦。于广义和他的画家女儿于秋石从一片杏树林里走过来迎我,大步流星的,星光灿烂的,和这城市一样。于秋石在还有半米的地方就伸出手来牵着我往家里走,旁边的于广义早已拉上我的行李箱。到底是到东北了。

有好几年时间,我每到秋冬季就往东北跑,走边境线,坐绿皮火车,看森林,看几大山脉、几大河流。东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东北人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赵本山式的幽默里?在二人转的黄色笑话里?在人们喜欢嘲讽的《乡村爱情故事》里?还是在“东北省三亚市”的宰客事件里?我深深地迷恋东北的风景,却对这片风景下的人一无所知,直到看到于广义的几部纪录片:讲长白山脉伐木工人生活的《木帮》,讲一户猎人家生活的《小李子》,讲伐木工人娶不到媳妇儿的《光棍》,讲当地萨满的《跳大神》。

于广义在长白山下一个林场长大,也在林场工作。林场太小,装不下他。26岁时来到富饶的大庆油田,还是装不下他。在做了几年公司后,像被命运之神选中一样,或者用于广义习惯性的自我嘲讽说,“误打误撞中”,他重新回到林场去拍纪录片,因为纪录片,他去到全世界各大电影节的领奖台上,东北的故事,东北人的故事,因此有了一个不同于赵本山,不同于二人转,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风土的出口。

但他是一头一辈子都不安分的困兽,纪录片带来的荣耀还像晨光一样沐浴着他时,他决定转身去做剧情片。一个小时候连作文都写不通顺的坏学生,第一次做剧本,就在上海电影节的剧本创投中,获得最佳创意大奖,就像他在拍纪录片前一刻,才刚学会手持摄像机的开机、关机、充电功能。他再次回到东北,继续讲述东北的故事,但这一次不在林区,在工业城市大庆。

在北纬46°,于广义的家中,他和女儿、爱人,一起给我讲了两天两夜的故事,女儿和爱人也是他工作上最得力的帮手,几十年如一日的知音,一个几乎完美的艺术家庭,虽然每两人之间,“每天至少干六仗”,所以是,一个完美的东北艺术家庭。

这两天两夜的故事,影影绰绰,真假难辨,全和大雪封门的冬天相关,和冬天里没日没夜的喝酒相关,如果没有大雪,没有酒,就不是东北,至少没有东北的魔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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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义在他的林场。他以十年的坚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一个人,一台手持摄像机,一根蜡烛,一把手电筒,挑战电影技术的极限。

行李&于广义

1.

行李:你什么时候来大庆的?

于广义:1986年,在这里生活三十多年了。

行李:对一个南方人来讲,东北常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之前看你纪录片,只知道你在东北,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而且因为纪录片里一直拍的是长白山林区,来之前,一边看你正在写的家族口述史,一边看地图,才终于把方位弄清楚了,原来几部纪录片都在长白山北边张广才岭的五常县拍摄的,而你现在生活在距离那里四五百公里的大庆。

于广义:我在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的林场长大,基本上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五常在黑龙江省东南部,是渔米之乡,六山一水半草二分半田,虽然田少,但黑土地、山泉水长出了有名的五常大米。我后来看《五常县志》,里边记载,1835年,一伙朝鲜人来五常县南部山区开荒种植水稻。这个地方离我小时候长大的林场八公里,叫高丽井村,因为村头有一口朝鲜人留下的古井而得名。朝鲜人在五常县种水稻的时间比较长,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带来北海道的耐寒稻种,这里的水稻种植技术才成熟。县志上记载:满州国时,五常县境内有日本开拓团1700多户,全以种水稻为生。开拓团就是日本政府组织移民到中国东北的农民,中国人把他们住的地方叫日本屯,离中国人住的地方不远,隔条道或是隔条河。

行李:我也是看你整理的口述史,才知道闻名全国的五常大米原来还有朝鲜人和日本人这段故事,而且生长在以林区为主而不是平原为主的地带。在你第一部纪录片《木帮》里,我想象你家乡尽是森林,来之前看地图,这一带也遍布林场,曙光林场、长征青年林场、东方红林场、东升林场……

于广义:小时候周围全是原始森林,连天都很有限。以前黑龙江省一共有48个国有林业局,每个林业局下有十几个林场。国有林业局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县团级单位,归省林业总局管,有几十万伐木工人以此为生,现在停伐,这个行业也结束了。

行李:你拍摄《木帮》时,和拍摄对象完全没距离,原来你自己就在林场长大。

于广义:我也是林场职工,就是纪录片《木帮》里那个林场,林场主峰是黑龙江省海拔最高的地方,从林场到山顶,25公里,海拔直线上升,山上是苔藓类植物,中间是针叶林,往下是针阔混交林,到山下完全变成阔叶林。那里1895年就开始了森林伐木,一百多年来,年年如此,只是当年俄国人留下的大肚子锯和日本人留下的弯把锯,换上了后来的电锯,窝棚上面当年的树皮茅草变成了塑料布,人和工具的名称还都掺着俄语和日语。到1949年,我父亲到了山河屯林区,一直在林场做调度。1958年国家开发大兴安岭,林业局调一批管理干部过去,他也去了。在呼玛县十八站,我1961年在那里出生,但太小,还没记忆。1962年大跃进,破产失败,父亲回到山河屯林业局的林场,我在林场长到18岁,记忆里的一切都从林场开始。

行李:你父亲是从哪里去的林场?

于广义:五常县向阳山。从我爸的爷爷我太爷,我妈的爷爷我太姥爷他们那一辈儿算起,我的家族在向阳山住了已经有一百多年。我的族谱上记载,我们于家1651年就已经来到东北,最开始在辽宁海城,太爷1890年前后来到黑龙江,到我算第四代。看到这些我心里特别踏实,这真是纯正的东北人。

行李:《木帮》里的整个拍摄时间都在冬季,伐下来的木头也通过雪运下来,是只有冬季伐木吗?

于广义:冬季是伐木的黄金季节,要在冰雪融化前干完活儿。运输是这样子,以前主要靠松花江的支流拉林河的水运,冬天先用马爬犁从山上运到河边,春天冰雪融化时,迅猛的桃花水会将一根根大木头冲向拉林河。从伐木场到向阳山镇,水路近百里,放排人随木头一起走,要走十多天,到向阳山是第一个驿站,放排人从冰冷的河里爬上岸,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在火炕上吃住几日。我姥家在向阳山拉林河边开了一个大车店,还有两个饭馆,大车店是旧时东北的客栈,就这样,生意红火了好多年。日本人来后,修了森林窄轨铁路,从山河镇直接修到林场,你看地图上很多地名叫八十六农场,八十八农场,九十三农场,就是指从山河屯火车站到这里的距离。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这条森林小火车,那是连接山外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

行李:“桃花水”这名字太好了,是指三月桃花盛开时,河水解冻么?

于广义:每年3月25日,快到春分前后,山上的雪还有一米多厚,然后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雪在几天之内迅速融化下来,这叫桃花水,这里没有桃,但很向往,就像北欧人,冬天有那么一两个月看不着太阳,当春天来临,太阳远远的在南方出现时,那是它们盛大的节日。那时冬天真是太漫长了,大雪总是下个没完没了,天和地像是被冻在了一起。有时雪刚有点融化,结果又一场大雪。我小时候每到三月就跑到向阳坡去,扒开积雪看草根,哎呦,你什么时候能绿啊!后来拍纪录片的时候,为了工作方便,在村里盖了一个小房子,跟我爱人在屋子的塑料盆里弄点土,弄几棵葱栽里头,放炕头上,长得特别快。外面满天风雪,看着那盆绿油油的大葱,幻想着春天来了。

行李:那时南方人正在一阵紧一阵的盼着下雪呢,中国南北两端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于广义:冬天雪能下到一米厚,太漫长,太难熬了,每年十月中旬开始进入冬季,到了第二年五·一还在下最后一场大雪,最冷的时候有零下三十多度,下午三点多天就黑了,一个男人,一年要喝三百多斤白酒,没这么多白酒他活不了。夜里还经常停电,一觉醒来,会发现前一晚夜里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警察来了,交不了差,村长会出面,说这个不怨他们,这是神附体了或者狐仙附体了、黄仙(黄鼠狼)附体了,然后请萨满跳神。

行李:这样的冬天,人会很容易自杀、抑郁,东北喝酒,会把自杀和抑郁的比例降下来吗?当然这种地方也容易出大师。

于广义:自杀一部分,喝坏一部分,剩下那部分再不成点事还怎么得了(笑)。寒冷和蛮荒也形成我性格里的一种气质,虽然那个寒冷谁都不愿意待。我经常想一个问题,人类大部分生活在地球的北半部,而像黑龙江这样,冰天雪地,地处北纬45°以北的地方,是被人类忽略的。北欧、北美也在高纬度,但那是高福利的富裕国家,西伯利亚虽然更北,但人口密度小,而黑龙江,还在冰天雪地中谋生,恰恰我就生活在这里,应该把它呈现出来。那种寒冷状态下,人的劲儿是不一样的。冬天冷,脸冻成紫红色,走路也非常快,没有废话,他会把语言都精简到一定程度,有时候甚至没有语言,在路上碰到熟人,最多相互瞅一眼就过去了。

行李:但这种地方的人都擅长讲故事,冬天那么漫长,大家是不是很多群体活动,常聚在一起聊天?

于广义:我就是听着山里的故事长大的。那时人们必须聊天,必须集中在一起,不然活不了。为什么东北人幽默、善于表达?你想,漫长的冬季,地广人稀,不像上海、北京,人和人之间备加戒备,在东北,你赶个马爬犁,一天都碰不上一个人,见到人那就是朋友了,心和心之间没有戒备,只有拧成一股绳面对这样残酷的自然环境。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家家围着火炉讲故事,看谁家故事讲得好。

说一个好玩的事,前几年我拍纪录片,有一个林场,最早的时候有80多户人家,最后剩下5户。林场路边有一棵木头,当年伐掉,抬不动就扔在那儿,那个木头有四米长,五六十公分粗,烂成粪也属于国家的,你不能弄家里去,人闲着没事就拿那个当老年活动中心了,都坐那儿聊天,把木头磨得锃亮。村里有两个老人,每天坐在那儿聊天,抽烟,聊聊,聊急眼了就干仗,中午干完仗,睡一觉,下午他俩又出现了,保持点距离,四米长,你坐这头,他坐那头,中间剩下不足三米,互相瞅一眼,那个老头急眼了,说你别他妈以为我得意你(就是喜欢你),都他妈走光了,没人了,给我根烟,陪我唠嗑。那人给他一根烟,俩人又好了,好完不几天还得干。我想一两百年前,东北人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很冷,很孤独。

行李:寒冷使东北人幽默,俄罗斯的冬天也漫长,可俄罗斯人都很悲怆。

于广义:现在的东北人,主要来源于山东、河北、中原一带,地广人稀,环境又那么恶劣,人在艰苦的生活中总要寻找一点快乐了。所以东北人还喜欢自嘲,把这些年收集到的一些丢人现眼的事,全用在自己身上,喝酒的时候跟大伙讲,知道嘛,最近我嫖娼被抓了,逗大伙一乐,他觉得非常开心,大伙也都知道他是瞎扯淡。

行李:而且寒冷的冬天,和外面的风雪相伴的,是屋里的火炉,那种两重天的差异感也很迷人。

于广义:所以我过去的纪录片里,一直出现炉火、蜡烛,外面满天风雪,屋里烟熏火燎,那个感觉才是生活,才是日子。小时候我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我妈在做饭,我蹲在灶坑门口烧山核桃,山里核桃特别多,上山随便背。用菜刀把核桃劈开,用锥子抠出来吃,看着炉火,木柴烧得噼里啪啦响,闻着柈子那股苦唧唧、潮呼呼的味儿,伴着烧核桃的香味,我妈在做饭,狗在叫,我爸下班了……

行李:你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场景?全是木头房子吗?

于广义:对,高脊、长檐、陡坡。早年,山里的木头有的是,房子全用圆木磊成,为了保暧,在圆木外面用黄泥拌上草,厚厚的抹一层。每户人家的房山头立着两个大烟囱,烟囱是用整根的空筒圆木做成,圆木筒有水缸那么粗,立在那里比房脊高一点,底部用石头或红砖码上,木筒和红砖的连接处也抹上厚厚的黄泥。屋顶的草如果是晒好的,上面会长一层青苔,十几年都不用再动,也不漏雨,冬暖夏凉,我还画过一张版画。

每家都是三间房,中间进屋是厨房,一面一个大锅台,进了屋,一间房子半间炕。太阳下山时,各家开始做饭,烟囱里冒出的烟随着风变换着方向。山里人用松明引火,开始木筒烟囱里冒出的烟是黑色的,不一会儿变白,最后变成了一股看不见的热气。每到这时,全林场笼罩在一片暧哄哄的紫灰色幕色中,空气中飘着一股烧木头柈子的味道,有一点像山里老人抽的旱烟袋。

行李:邻居间隔得远么?

于广义:很近,房子坐北朝南,一家挨一家,一排一排的,南北隔四五十米,每家有一片小菜园。林场几百户住在一起,就像一个村子。

行李:停止伐木后这十多年, 林场变化剧烈吧?

于广义:非常大,人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在森林伐木,用当地话讲,那是石匠打他儿子,石打石招,石匠是非常实在的,工种决定了人的性格,林业部门也是这样的性格,当伐木结束,搞起旅游来,每天面对的就是接待游客,懂得钱的作用,学会讨价还价,眼神也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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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48个国有林业局,总计数百个林场,几十万伐木工人,伐木时期,他们大雁一样从各个角落涌来东北,又在禁伐时代黯然离场,只有这一部纪录片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不至于使这千万个生命像流沙一样来去无踪。

于广义这样阐述《木帮》的故事:

【我从小生长在黑龙江林区,《木帮》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小时候放学后,我们常去老伐木工人住的大棚玩,那里两铺大炕,住着好多个老光棍,他们大多是早年闯关东来林区的伐木工人,他们光着腚,披个被,讲述着满洲国时期山里那一个个神叨叨的故事,这些成了我那时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和校外辅导。

离开家乡快二十年了,2004年冬天我回到那里,走进木帮,和他们同吃同住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的一切深深地感染着我,拍摄中时常使我泪流满面,仿佛走进了一个时间隧道,老伐木人当年讲述的一幕幕又回到了现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为了生存还要如此艰辛,这就是我的家乡吗?于是走近他们,真实的纪录他们,成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我有幸和木帮一同度过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见证和记录了他们一段真实的生活,当我全部拍摄完成,下山时已是2005年初夏,在这喧闹的城市,后期剪辑又用了整一年的时间,每天整理着大量的素材带,感受着现实生活中的木帮和街上时尚的男女、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现代的工业文明,砍伐中的森林和窗外飘过的沙尘暴。这些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吧!】

2.

行李:在很多人的偏见里,以为东北男人都心思粗,大男子主义,刚才听你讲起林场这些细节,觉得你挺多愁善感的。

于广义:有点,前几天我去长春参加一个战友会——我当过三年兵,这个经历很少说。在林场待到十八岁,从未出过门,山里太寂寞,偶尔有一架飞机从空中飞过,总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1978年12月,终于有机会走出大山去当兵,第一次坐上火车,结果两天一夜,给我拉到内蒙乌兰浩特科右前旗,中蒙边境大山沟,比家乡的山沟还要大,真是跟我开了一个国际玩笑。那时中国南边打越南,北边防备苏联,我刚满18周岁就扔在边防线上,对面就是苏军,他们机械化程度非常高,我们压力非常大,在那儿待了三年,打山洞、挖战壕、盖营房、垒大墙、救山火,想不到的活儿都干过。1881年复员回来,到今年正好38年,头一次跟这些战友们相聚,有一个战友说我当年一吃高粱米饭就哭,像女生。

行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林场工作的?具体做什么工作?查资料时,看到你在中国美院学版画,上次联系,又说住在杭州,以为你就是“全职艺术家”,没想到还在林场工作过。

于广义:艺术也是吃饱喝足了,打个饱嗝,没事干的时候才玩这个东西,当理想和生活有矛盾的时候,我肯定首先蜇伏于生活,把生活弄好。1981年复员,1982年就回到林场上班,做检尺,木材从山上运下来,统计一下他们的工作量,一直干到1986年来大庆,四五年时间。那几年很痛苦,身边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天都在画画。那时素描都不会,就是画速写,狗窝、草垛、猪圈、草房子、电线杆子,全林场都让我画遍了,后来又去哈尔滨学画画,林场的人说我精神病,当兵回来有工作,还上什么学!我的战友,孩子都快上小学了,我连对象都没有。

行李:画画的喜好是怎么来的?

于广义:小时候就喜欢,我爸没事愿意临摹东西,造型能力特别强,虽然没受过训练,但有那个天分,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心里想什么能画出来,但那个地方没人教我美术,整个教育都很落后——

行李:上学就是在林场内部的子弟学校?

于广义: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我中间还多上了一年,整整十年,就在那个小林场的子弟学校里,一长排大草房子,每个年级一间屋子,一共九间屋子排过去,一年级的时候在第一间屋,到第九年的时候排到最后一间屋,再往前面排就是一条小河沟和一个大茅坑,没地方排了我就毕业了。那个教育真是没办法!

后来哈尔滨学画的时候,高考刚恢复没几年,有高考补习班,我去蹭课听,正是讲世界历史部分,那个感受真是太深了,比当时刘兰芳讲《岳飞传》的评书都要好,我说学习不好不怨我,林场的教育太落后了,山上抬大木头的伐木工人,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就弄来教我们,满口山东话。

幸好我爸那时每年都花三块多钱订一份《参考消息》,这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说一点真话的报纸,我爸拿着《参考消息》对着墙上的世界地图对我讲,这个世界一周前又发生了什么,因为报纸从出版到林场要一周的时间。从那天起,那个小林场就装不下我了。我经常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我是生在一楼,但灵魂始终在空中飞翔。

行李:林场里一头困兽。

于广义:1984年,《小李子》中那个老韩,他是我战友,给我拿来三本文学杂志,《作品与争鸣》,上面连载着路遥的小说《人生》,写高加林在高家村,向往着城市的生活,急切地想走出去,我连读了两遍,说这哪是写高加林,说的就是我于广义,但高加林羡慕的是县城,我天生心气高,第一次走进县城是1978年12月,当兵出发前,在五常县和山河镇待了五天,当时我就想,要去我就去哈尔滨以上的城市,这种县城我不喜欢,满街都是大马车,偶尔有一辆挺大轱辘的生产队公社的拖拉机,土惺惺的,住在大车店里,门口有几口酸菜缸的臭味,马车老板在那儿戳脚丫子,那股旱烟袋的味道!门口拴着几头驴在叫,街头全是马粪。他们丢掉了山里人那种纯朴,又不具备城市的文明,那是一个灰色地带。那时我才18岁,当时想,要么我就去大城市,我喜欢文化,小城市没文化,如果走不出去,不如就在我家的林场,至少还保留一种纯朴。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爱人,是她让我来到大庆,因为都是国有企业(我在林场,她在大庆油田),借两地生活关系,从林业局调到大庆油田,命运改变了。大庆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石油基地城市,待遇特别好。感受最深的是,刚来时正是夏天,住在我姐家,单位分西瓜,一分一麻袋,在我老家,一夏天吃几个西瓜都是有数的。到秋天分苹果,比老家买的土豆都多,上百斤苹果堆着。

行李:没想到纪录片又把你重新带回林场。

于广义:在林场工作的五六年,一天都没有安心过,天天想的是如何改变命运,如何走出大山。那样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渴望,又得不到。我常想,假如我生长在一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会是另一种人生。后来拍纪录片才知道,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这样一个寒冷和封闭的状态,它仍然是一种资源,从另外的方向激励我成长,正是那种封闭、落后和寒冷,让我完成了四部纪录影片。

以前林场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大家问,你长大去哪儿?我去镇里。我去五常。然后问广义,你去哪儿?我不敢说,我一说,他们以为在吹牛,得揍我。但我心中一直有个梦想,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干一件十分牛逼的事,是什么事我不知道。后来我多次坐上飞向欧洲的飞机时,从内蒙进入外蒙,然后进入西伯利亚,一路向西飞,追赶不落的太阳,终于落在欧洲,稀里糊涂又到了领奖台,拿到奖又飞回来。我那时经常在流泪,原来想的就是这件事,好像在我爸那张世界地图上飞似的。童年的梦想真的实现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行李:是纪录片把你带到了世界各地。

于广义:是,站在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上,拿了一个又一个奖。每次去电影节,那一两天的日子觉得很不真实,拿完奖回宾馆住一宿,第二天又回到现实。

行李:纪录片是怎么开始的?你本来已经来到了生活条件好很多的大庆。

于广义:2004年,老家来了一个同学,说国家天然林保护,今年是最后一年伐木。我马上坐火车到北京,去中关村买机器。那时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影,不知道什么叫纪录片,我也很少看电影,卖机器的人只教会我充电、开机、关机,然后就开始拍。开机前正是冬天,12月,父母都去世了,他们的坟都在山上,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我跪在父母坟头说,“爸,妈,我回来了,回来拍电影了,保佑我把事办好办成,过年我给你们送钱来。”这就是我的开机仪式。

在山里拍的时候,都不知道在拍些什么,拍完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就觉得应该这么去弄,完全凭一种直觉,但就是这样一种情感和直觉,让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了《木帮》、《小李子》、《光棍》和《跳大神》四部纪录片。

行李:但已经离开这么多年再回去,你的眼光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于广义:我1986年来大庆,2004年回去,离开家乡18年,当时做梦都想逃离的一个地方,今天又回来了,拿一台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而林场的生活仍然那个样子,18年的变化都不大,人们为了生存,仍然像牛马一样挣扎,那种感觉熟悉又陌生,亲切又伤感。但之前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感,始终要找一个出口,不然会憋疯的,通过纪录片,把这十几年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且运气好,赶在一切都在消失前,把它们记录了下来。拍完《木帮》,百年伐木的历史就算结束了,现在黑龙江再伐一棵树就是违法。等我拍完《小李子》,持续了几千年的狩猎生活,这时已经变成偷猎。然后又拍了一部《光棍》,伐木结束以后,当地经济来源少了,女人都进城了,一个小山村600多户人家,50多个光棍。我说的这个光棍,年龄都在50岁以下,什么毛病都没有,还能干活,人也纯朴,就是娶不上媳妇。后来又拍《跳大神》,这样一个古老的萨满习俗,在冻土地上还有顽强的生命力。还没剪辑完,影片中的一号人物也去世了……

行李:你获的第一个奖是什么奖?

于广义:我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是韩国首尔国际电影节,那时秋石刚高考完,还没填志愿,我都不愿意去。我爱人坚持让我去,也不知道会获奖,就是去看看。电影结束,要颁奖的时候,我们坐在第一排,但那会儿所有翻译都撤走了,我英语基本一句不懂,韩语也不懂,后来似乎听到了我的名字,我想这个不能乱上,万一没有你,上去咋下来?太磕碜了。越喊我的名字,我越往下藏,然后掌声响起来,最后确定是我,这就上去了,先给我一个奖杯,一束花,然后又给我一个奖杯,又一束花儿,是铜质奖杯,一个得有六斤重,我把花放地下,两手拿俩奖杯。这时翻译突然出现了,说于导演请你对观众讲几句,讲啥我也不知道,就实话实说,那个话筒杆特别矮,我把话筒举起来说“非常抱歉,我听不懂英语,也不懂韩语,我不知道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感觉到今天应该是一个好日子,用中国人的话说,大家同喜同贺,欢迎你们去黑龙江,欢迎去我的家乡长白山,我将像迎接贵宾一般迎接你们,请你们喝最好的中国酒,感谢评委,感谢电影节,我估计我是获奖了。”

完事了,开始签名,韩国人很有秩序,一下排出去四十多人,我说我获一个四等奖五等奖有什么值得签的?那一年中国导演去了五六个,他们说老于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是两个大奖,最佳导演奖和评委会大奖。我说有奖金吗?当时只想着怎么收回成本,拍《木帮》花了十六七万,正好,这俩奖金和成本平了。

行李:看过你那十年高密度的获奖履历,感觉像有神眷顾的十年。

于广义:《木帮》还没等剪完,《小李子》就拍完了,后来这部纪录片拿了11个国际奖项。贾樟柯是第二届韩国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他后来多次在采访中提到《小李子》,大意是,“于广义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没有电的情况下,仅凭一根蜡烛和一把手电筒,一台数码摄像机,挑战了电影技术的极限,让我们这些从事电影多年工作的人应该有所反思,电影有许多种可能性。”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可以给你默画一张世界地图,告诉你每个国家在哪儿,它的资源、经济状况,而且日语非常好。他还喜欢讲满洲国的历史,有一些是民间野史,更多的是他从历史资料中看到的,比如满清灭亡以后,溥仪在宫里十几年,后来被冯玉祥赶出宫,蜗居在天津一个小旅店,最后被日本人接到长春……史料读多了,最后变成自己的版本,给别人讲的时候,好像他就坐在溥仪身边一样。他又讲16岁去长春上学,穿一双大草鞋,在向阳山穿草鞋还可以,到了长春穿那个鞋就——,他经常坐在电车里,看着大楼门口站岗的关东军士兵,穿着呢子大衣、皮鞋、东洋鼠的帽子,他经常说“东洋鼠的帽子”,可能就类似于东北的一种飞鼠,比猫要小,我想他心中肯定很感慨,“你们咋穿得这么好,我们像牛马一样这么干,冬天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他每次讲到这儿就不再往下讲,心里一定很酸楚。在长春上学时,刚安顿下来,日本投降了,铁路也扒了,坐一段火车走一段,坐一段火车走一段,从长春倒了好几天才回到向阳山。所以我做纪录片,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记忆和视觉,这里有我父母和爷爷,我们三代人的记忆。

行李:现在拍完纪录片再回山里,心境和以前大不一样吧?

于广义:每次回到山里,见到影片中的人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有时候会流泪,一再问人家生活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后来我们给《木帮》里的哑巴买助听器,给《小李子》里的小李子买养老保险,给《光棍》里的光棍买彩电,帮他找媳妇。这些生命的个体,因为走进你的作品中,就变成亲人了。

还有一点,虽然家乡冬季寒冷,但夏天的时候,好像大自然用最大的热情补偿一个冬天的寒冷,让所有生命在短暂的夏天疯狂生长,迅速完成生命的过程,如果用镐刨开松软的黑土,会看到土壤里各种生灵,蚂蚁、蜗牛、蚯蚓,只要肯出力,那真是万宝山,中草药材什么都有。我每次回到家都要刨几镐泥土,真是种什么长什么,插个木棍都发芽。山里人也终于从冬天走过来了,连样子都不一样,好像比冬天年轻好几岁似的。我非常感恩家乡的土地,不仅养育我们这个家族,在山东闹饥荒吃不上饭的时候,无数灾民涌入那片深山老林里,让他们得以生息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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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白山深处,猎人女人流浪汉两条狗还有一只猫,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住在一个废弃林场的破房子中,周围几十里内只有这一户人家,他们靠冬天狩猎夏天放羊为生。长白山林区历经百年砍伐,现在已无树可采,以此为生的人们大多数下岗失业。猎人原来是林业局职工,下岗后过起了现在的生活,流浪汉下岗后投奔猎人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从此在这寂静的山谷中,有了人间的烟火和流浪汉的歌声。政府在他们住的山下修建了一个水库供哈尔滨饮用水,要求他们搬迁。冬天里他们住的破房子被扒掉了一半,一家人在风雪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快过年了因偷猎被官方追查,来人搜走他们这个冬天捕获的所有猎物。猎人逃走了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女人回了娘家。山里的雪越下越大流浪汉好听的歌声再一次在山谷中响起……《小李子》为于广义带来11项大奖,为每一个观众带来永生难忘的记忆,在这里,“永生难忘”不是一个夸张的、文艺化的说法,是切肤的身体感受。

3.

行李:你们讲话,带着北方的幽默,还带着北方的诗意,有很多北方甚至是东北独有的气息。

于广义:说实话,今年在南方半年多,我已经把这套武功忽略掉了。这次回来,对这块土地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回来那天我们也是飞到哈尔滨,再坐机场大巴回大庆,司机50多岁,我上了车觉得闷,说师傅能开空调吗?他冒出一句:你家做饭,生米下到锅里也不是马上就能吃,不是需要暖锅嘛!他的意思我正在预热,我说你说话太有力量了,“工人阶级能没有力量吗?!”一下觉得接上地气儿了,这个语言真是太好了。昨天请一个亲戚来我家,因为最近在写剧本,也在收集民间故事,她一口气讲四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我们说什么。我准备拍剧情片的时候把她请到现场来,每天跟大伙吃住在一起,作为东北语言的指导,就像标本一样。

行李: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吗?

于广义:自己的故事。她50岁,经历很丰富,离婚后又找了一男人,比她大12岁,她总嫌弃男人脏,要求他每天换裤衩,早上发现没换,就拿个棍子要揍丈夫。有一天发现俩裤衩都没了,哪去了?她丈夫也说不清,到晚上才发现,被他媳妇儿吓得,俩裤衩都套在里边了。

又讲她家有一只母猫,到了春天发情,从她家的窗户能爬到公共阳台上,引来十几只公猫,她怕她家母猫吃亏,说我们家母猫还是处女呢,就买了一把仿真枪,塑料子弹能打出去几十米,天天站那儿保护她家那只母猫。这个女人很厉害,后来上班的时候也背着那支枪,像真枪一样,全单位人吓坏了,跟她有仇的领导门窗紧闭不敢出屋,她拎着枪站在大院里骂以前在背后欺负过她的人,说过她坏话的人全吓傻了。

行李:你们的故事都很生猛,故事里的人充满了生命力,生机勃勃。

于广义:我经常觉得,在东北,魔幻现实主义是真正存在的,在我童年记忆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事,后来才知道拉丁美洲有马尔克斯这样的文学方向。

小时候,我老家那个地方,大雪封山,一下好几天,门都推不开,一个大广播喇叭,每天三遍广播。邻居家三大爷的女儿每天扯着她那个公鸭嗓子,“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那个声音更多是给伐木工人提醒,你该起床了,家属该起来做饭了,通勤车再有一个小时就要发了,然后放样板戏,多是《智取威虎山》一类的故事。

有年冬天,三大爷女儿一喊完“林场播音室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防火旗杆下不知道从哪儿钻出一条大黄狗,抱着电线杆子嚎叫,比狼嚎还难听。时间长了,人们觉得不正常,这个三大爷急眼了,拿大棒子天天追这条狗,要跟这狗拼命,他一出现狗就跑,他一走狗就来,那时他已经50岁了,追不上狗。这时有一个疯子说,看来要出大事了,别人说林彪都摔死了,还有什么大事比这大?那正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然后到了冬天,又到了伐木季节,山上砸死两个伐木工人。

还有一个故事。我家邻居,有一户姓刘,跟我在一起玩的叫刘三,比我小一岁。突然有一天说他爷要回来,他妈老来我家说,老公公要回来可咋整,他一回来,我姑娘入团、儿子当兵,都受影响。最后她说了实话,1945年日本人投降,到1947年这段时间,土匪到处都是。这个老刘头子那时候是土匪,东北叫扎孤丁,专门带把刀或者拿棒子,两三个人一伙,白天踩好点儿,夜晚进入人家里抢劫。有一天他们相中了一户人家,丈夫身体不好,家里多少有点钱财——土匪那时候选择人家,大户人家有院墙不敢进,有枪的不敢进,太穷的没东西可抢,这家日子过得还算舒服。半夜,三个人敲门,门开了,一进屋,把男人绑上,告诉女人把门从里面别上,窗户用被子捂上,让抱柴火点火,女人以为要吃饭,“多大点事,不就是做饭嘛,绑他干啥,还挡窗户帘。“柴火点着了,接着他们把锅给端下来了,女人一看,坏了,火塘的火开始冒烟,把那个男人放到锅沿上熏,熏一会儿,金镯子、银镏子,家里值钱的东西都乖乖放在炕沿上。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脸上要提前抹上锅底黑,内行根据锅底黑能断定这个人的远近,如果抹得一眨眼直掉渣子,说明抹得很厚,那肯定是附近人,进屋也很少说话,打手势,怕一开口就能听出口音。如果抹得很薄,这就是远道来的,他不怕你,你也认不出来。那个女人好像正是怀孕期间,抢完东西,还把她给给打流产了。

这事过去十七八年,到了1960年代,老刘头子去市场卖猪仔,被这两口子发现,一个人盯着他,一个去乡政府报官,来警察就把他拿了,一判十几年,到我记事才放出来。

那时林场下大雪的时候也没人扫雪,扫不起,就是靠人踩、猪踩、狗踩,踩下一尺多宽的一条小道,正常来讲,都是年轻人为老年人让路,小孩为大人让路,男人为女人让路,因为走不了两个人。一看,邻居土匪回来了,我们都特别害怕,全给他让路,结果他比你让得还早,站在雪里,你不走他都不动,很懂规矩的老头子。东北人讲,抬头老婆低头汉,他完全是低头,穿着扎趟棉袄,上面印着几个字,什么字儿忘了,像国有企业职工的扎趟棉袄,是劳改队的。

后来老刘头住到工棚里,住在一起的还有个老盲流,老盲流总偷他酒喝。有一天家里杀猪了,老刘头拿了一饭盒肉和一瓶酒请老盲流吃。老盲流那时也50多岁,都是六十年代闯关东到了林区,1962年到1965年期间下放,当时招收工人超标,人太多,开始往回撵,遣送回原籍,结果他一直没走,滞留在林区,被称为盲流。老刘头子拿吃的喝的,老盲流说什么也不喝酒,只吃菜,老刘头说,你平时竟偷我酒喝,今天怎么不喝酒了?他说我今天晚上有好事。老刘头说,你一个老盲流子能有啥好事?老盲流说,你自己喝。老刘头说,我今晚也有好事。老盲流说,那咱俩都说说是什么好事。老盲流说你先说,老土匪说你先说。土匪就是厉害,最后老盲流先说,“隔壁朱盲流让执勤民兵给抓走了,遣送回山东,今天刚走,他媳妇约好了,让我上她家去住一宿。”这个老张头啥也不说,开始翻他那个箱子,老盲流以为他里面还有什么吃的东西,结果从里面拽出这么长一把刺刀,一上炕就把老盲流骑那,对着他脖子,“咱俩想的是一个好事。”

那时外地流动人员叫盲流,每年定期往回遣送,遣送人员到山东只是送到县里,由县里再往村里遣返。有时这个遣返的人还没等回到林场,被遣送的这个人已经先回来了。朱盲流被抓走了,丈夫不在家,为了生活,她会勾引很多老光棍,给她买点什么,或者帮她干点活,结果这两个老头子想到了同一件事。第二天,老盲流向林场公安员报告情况,说老土匪要杀他,然后召开林场批判大会,三个人站在前面,执勤民兵让他们讲搞破鞋的细节。大伙听高兴了,批判会变成了说书大会,让他们坐下讲,有人专门负责给他们卷烟,有人拎来一桶带着冰碴儿的凉水,大伙拿着饭碗抢着喝,一桶水立马就喝光了……

行李:林场这些故事里,好像主角都是“盲流”。

于广义:六十年代初,山东闹大饥荒,黑龙江林区借机招兵买马,在林业局院子里,每天围着几百人等着报名当林业工人,报名前,每一百人一伙,在院子里列队上街,让你使劲儿跑,然后再跑回来。不到一小时,年老体弱腿脚不利索的就丢在了后面,这时大门一关,先跑进院子的坐上森林小火车上山伐木。

人们穿着家织布的棉袄,背着简单的行囊,怀里揣着故乡的泥土走进这片大山,家乡带来的泥土倒进水缸,用棍子搅拌一下,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山东盲流”, 那会儿人多,也记不准谁的姓名,只在前边再加上一个姓,“张盲流”,“李盲流”,“丁盲流”。

九十年代初期,他们带着儿孙陆续回到山东,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问张三干什么去了?说回关里家了。李四去哪儿了?也回关里了。到现在仍然还用“关里”、“关外”这样闯关东时期留下的名词,那真是“闯”,穿那种最粗糙的布做的棉袄,弄一个蓝印花布的行李卷,绳子一捆,弄根棍子一挑,这就闯关东了。那是离历史最近的地方,老一辈到现在还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

老一辈伐木工人的故事太多了,七八十年代初期,林场的工棚里有很多满洲国时期过来的伐木工人,老光棍,最后结局都非常凄惨。

行李:你拍《光棍》,其实是很社会学的现象。

于广义:有社会学的意义,至于怎么产生的,我没有深究,那个不是我能说清楚的,只是说这样一个好玩的事,说是好玩,但让人笑不起来,想哭,哭中又带笑。

有些伐木工人进入深山老林,一辈子都没娶上媳妇,冬天伐木,夏天逛窑子,有的就住在窑子里,这一夏天,钱都让人家骗光,冬天再伐木。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劳作一辈子,就为吃饭,为女人,最后什么都没有,连名字都没了,只叫某某盲流。等干不动了,岁数也大了,没人养,就住在工棚里,工棚免费住。到了冬天,外面零下二三十度,屋里非常暖和,他们光着膀子躺在那儿,用棍子插着玉米芯儿挠背上的痒痒,那时林场用电不花钱,棚上挂着200度的灯泡,上面结满苍蝇屎,屋地都是土地,年头多了,天天扫,地面扫得比外面的地面低出一尺,一进屋就像下菜窖一样,咕咚一下掉进里面。因为地面下沉,炕显得高了,小孩儿爬不上去。我们一进屋,这些老光棍就抢着给你讲故事,“别听他瞎说,他会讲啥,过来,给你讲点尖端的……”他们喜欢给小孩讲故事,那能给他带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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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区里可砍伐的树木越老越少,山上的女人也越来越少,光棍越来越多。在于广义那些关于“盲流”的故事里,主人公大多是光棍。他们的故事荒诞,幽默,使人喷饭、捧腹,但每次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

4.

行李:在大庆三十多年,一直在油田工作吗?

于广义:在油田从1986年工作到1991年,中间去中国美院进修版画,回来后,父亲从老家来大庆,突然发现得了癌症,发现时就是晚期,根本没办法,半年就去世了。我原来很清高,甚至视金钱如粪土,但那一年体会太深了,一下就明白了人生。当时想的就是,对不起父亲,我还有母亲,还有女儿,得尽最大力量让她们有尊严的活着,那时什么都放下了,父亲去世后的下半年,我就办停薪留职,开始自己出来做了一家装修公司。

行李:千辛万苦才离开林场来到油田,没干几年就离职了。

于广义:我就是不安分的人,始终灵魂在空中翱翔。停薪留职期间,还每年给单位交3000块钱,过了几年就直接买断了工龄,我是第一批买断的,买断时单位说给我十万块钱,我说不用给我十万,别让我交钱就行了。但我运气好,做装修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短缺,我为人好,很真诚,不愿占人便宜,能挣十块钱的时候我让两三块做人情,所以路越走越宽。

行李:然而,你却不久就去拍纪录片了……

于广义:那时版画也做够了,搞装修呢,做了那么些年,大活儿捞不着,小活儿不愿干,最后天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楼上有一个老头子,刚60岁,也天天躺在沙发上,有一天突发脑梗,我爱人给我换了一个皮沙发,仍然躺着。然后就是我那个老家的同学来大庆,告诉我最后一年伐木,虽然很快就去买了机器回来,但有点犹豫,我太知道冬天上山意味着什么了,太艰苦了,离开林区已经18年,在城市里,虽然那时房子没有这么大,但屋里是暖和的,天天可以洗澡,想吃啥吃啥,挺舒服。我爱人和女儿一再支持、鼓励和要挟我,我爱人给我很多朋友打电话,说我要上山拍纪录片,大伙都在问,老于你啥时候走啊?我说你们就逼吧,还不走。最后我爱人说,我可不养闲人。2004年12月10日,我上山了,三个多月,跟伐木工人住在窝棚里,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木帮》,然后一口气拍了四部。

行李:小时候那么喜欢画画,为什么画画没有成为你安身立命的东西?

于广义:我毕竟半路出家,绘画讲究基本功,小时候基础教育不够,造型能力也弱,知道自己累死也画不出啥来,也没必要用太多时间证明我只会干一件事,做版画,证明我行,马上转行做装修,做完装修觉得差不多了,又拍纪录片,拍了十几年,觉得也行了,就转行做剧情片。

行李:果然是不安分的灵魂。

于广义: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我母亲从我记事就在讲,在她快去世时仍然在讲,她说我三岁的时候,在大兴安岭街头,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会成就一番了不起的事。说完这老头就没了。我妈也许是用一个善意的谎言鼓励我,我就始终记着,我不是鸡鸣狗盗那种平庸之辈,常人会的东西我都不会,到现在银行卡都不会用,但常人不具备的能力我肯定有。

在国有企业工作那些年,他们有他们的规则,我都能遵守,但就像上了一条船,从上船那天起我就琢磨,我不可能跟你们这条船走到最后,借他们的机会,我要悄悄制造自己的小船。而且自己造了一条船下水后,可能还要不断更新我这条船,证明自己另外一种能力。人的潜力真是很大,你不去弄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每隔几年我就要做一个调整。不论男人、女人,也没啥下辈子,就这辈子条件允许的时候折腾吧,不想活那么平庸。

行李:做剧情片,是想突破自己,还是有很多东西纪录片不能表达?

于广义:都有,还是有话想说,我是一个爱表达的人。刚刚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电影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停下太可惜。还是说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增加一些纪录片中无法实现的想法。拍纪录片这十几年期间意外的收获是,听到和看到许多好玩的故事,稀奇古怪的事,没法用纪录片拍摄,只能换一种方式,做成剧情片。

这回战友聚会,有一个在我走后一个月才入伍的兵跟我讲,老班长你走以后部队就不一样了,班长带着我们上村里偷狗。那一年,大家经常在熄灯后摸着黑坐在马扎上吃狗肉,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能听到啃骨头的声音,凭气味,感觉到班长和副班长在喝酒,新兵没资格喝酒。一个走廊有六个班,班长让我们每个班送一碗,防止他们告密。偷到第八条狗的时候,胆子也大了,吊到门框上正扒皮,我们的孃营长出现了,你还记得孃营长吗?我说记得,他姓陈,是一个四川人,每次说“啊”都说成“孃”。孃营长从窗台前过来,转一圈,进了屋,这吓坏了,赶紧从门框上把狗塞到床铺底下,上面是床头柜,底下有空隙,赶紧又弄两个马扎,我们坐马扎挡住,但营长进来,按照部队规矩,首长进屋都得立正,一立正就担心脚底下被他看见,好在他没看着。但他突然发现门框底下滴血,问这血哪儿来的。班长说他鼻子出的血。营长说鼻子能出这么多血?转一圈走了。这几个小子都是十八九岁,脑子没首长聪明,把狗又挂上了,正扒着皮,营长杀回马枪,摁那了,五个人全禁闭,挨个审讯,谁干的、怎么干的,一审,审出这是第八条,营长也害怕了,破坏军民关系……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如果我在现场,我可能会想到那是我们连长的血,因为他总骂我,我在潜意识中把连长杀了(笑)。我喜欢这样荒诞又现实的东西,纪录片是真实的,但比真实更好玩的,我觉得应该是荒诞现实。

行李:你几次提到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喜剧,是觉得这很东北么?

于广义:这在东北的现实里就存在。小时候,每到冬天就满天风雪,那时没电影,也没电视,林场唯一的大广播喇叭上播着《智取威虎山》的锣鼓家伙,所有林场的人,酒鬼、疯子、上山伐木的工人,他们都踩着锣鼓家伙的鼓点出来了,如果停电了,广播不响,大家会停下来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走了。这场景本身就很魔幻。东北人身上有一种鲜活生猛的性格,重情重义,豁达幽默。朋友一起下饭店,为了抢买单打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为了抢着付医药费继续干,这就是可爱的东北人。

行李:片子里的故事有原型么?

于广义:有,也是东北的。片子仍然是讲述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故事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影片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影子,包括他们的语言方式,习惯动作,耍酒疯的状态。我有十几年拍纪录片的经历,希望把这部剧情片做成一部有质感的、面向更多观众的黑色荒诞喜剧。

行李:场景会从林场转移到大庆来么?

于广义:在大庆。对山河屯,就像抗麻袋的工人,干完活躺着,疲倦得说不出来,所有感受都用在四部纪录片里了。而大庆承载着我半个人生的经历,我感恩这座城市,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和生活,需要来拍一拍了,虽然它太大,不像我的家乡,好像都在我的了解中,在大庆,对门是谁都搞不清楚,就像一个舞台,没有真正的主人。我喜欢走在大庆的路上,前面“轰……”一声,经过一辆很夸张的油田的特种设备,那种重型卡车,几十吨重,压着路面,震得地都响,铺天盖地地从镜头中压过,荡起一路黄尘。车一过,路上悠闲的走过一群驴,一个放驴人,走路外八字,发出那种人听不懂的吆喝驴的声音。这驴代表过去的游牧文化,这里曾经是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人杜尔伯特部落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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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大神》是在神秘的萨满背后,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神与神之间,一段生猛离奇的故事。于广义用九年时间完成,“当地村民我大多都认识,二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共有十个大神。漫长的冬季,天和地像是冻在了一起。猫冬的农民每天只吃两顿饭,人闲下来常闹病,跳大神便成了他们冬日里最重要的营生。现实中无助无奈的大神二神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自信,也为乡邻带来心灵的慰藉。一把驴皮鼓伴着老人的逝去和小孩的成长,古老的仪式使人们仿佛回到了祖先生活的时代,不断响起的手机铃声又把我们唤回到现实。我关心的是,在古老习俗的伴随下,人到底是怎样的活着?”

仍然在东北这片土地上,从大雪封门的林区来到平原上的工业城市大庆,从纪录片来到剧情片,于广义会讲出怎样的新故事呢?翘首以待。

采访:Daisy

照片提供:于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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